第十五章 公务员考试必备
方仲永自赈灾事宜安排好之后,又去白马山守了两天。看张攀龙几人做起事来,也是很有条理。一切走上正轨之后,便放手交于别人去做了,自己仍然回到家中温书、练字。
中国人的习惯,不过了元宵节是算不得过完年的。县学规定的开学时间也是正月十六。方仲永起了个大早,来到了学堂。刘先生管理素来严格,尤其不喜学生迟到。若有迟到者,轻则罚站,重则戒尺伺候。
方仲永进到学堂,还没来得及询问张攀龙等人灾民的情况,刘先生已经进来了。只见先生面色严肃,声音低沉而有力地道:“按往年惯例,二月二十就会有县试了。若是到时有成绩优异者,可往州城抚州参加四月的州试。若能州试过关,就可以参加江南西路的路试了。若能通过,就算是有了秀才功名了。有秀才功名者,才可参加九月的解试。至于以后的省试甚至是殿试,先生我也没考过,就不多说了。”学生们哄堂大笑。
刘先生待学生笑够了,才道出了下文:“总之,留给你们的时间只有不到四十天了。因此,这段时间内,每十天休沐半天以便你们盥洗沐浴。不得请假,不得旷课,不得迟到。明白了吗?”学生们稀稀拉拉的回答“明白了”。
方仲永觉得有些夸张,小升初用得着这么郑重其事吗?
各位看官,如果把北宋科考的环节与后世对比的话,县试约莫是小升初,州试就是中考,路试就相当于高考了(过了就是秀才,也就相当于大学生了),解试就是考研,省试(尚书省组织的考试)大约就是考博。至于殿试就厉害了,抵得上高级公务员考试了。
小升初自然是不算难的,可若是整个抚州只有一个学校招生呢?抚州乃是下州,仅辖临川(州府所在)、崇仁、宜黄、金溪四县。共有参加名额六十五个,分到金溪县只有十五个名额。县学五十三名学生,是要淘汰掉七成多的。且县试是在金溪本地举行的,知县大人、县丞大人、主簿、典史等官吏都可参与。这样,也就给了如张攀龙一般的二代提供了舞弊的机会。尽管有刘先生鼎力支持,方仲永也觉得难度不小。
把担忧委婉地和先生一说,刘先生哈哈大笑道:“你多虑了。且不说县衙诸官吏要顾及颜面,不敢将真有才学的学子尽数黜落。更何况他们还有举荐的权力,推荐自家子侄直接参加路试就是了,无须挤占寒门学子的名额。”
没有了后顾之忧,方仲永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。别看只是个县试,规矩和高级别的考试是一样的。
诗赋、经义、策论一样不少。
诗,都是命题诗,且限定韵脚。若是不能按韵落字,即为不合格。虽然有些限制了思路的缺陷,但考试嘛,论的未必就是诗才。古来这么多的应试诗,除了钱起的“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”外,余者几无名篇。
这个问题不难解决,《韵书》就是为了对付它的。先把诗写出来,换上符合韵脚的近义词也就是了。尽管可能会差了点儿意思,大体不差就行了。
还要记住特殊的格式要求:比如本朝皇帝名“祯”,那你在考试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出现“祯”字的,太祖、太宗的名讳也是如此。你看看人家明太祖朱元璋多贴心,怕天下读书人为难,特意给自己的后辈按金木水火土的偏旁取名字。本来平常的一个“照”字,加了个火字旁,不就不用考虑避讳的问题了?
解决避讳问题就更简单了。宋朝开国至今仅四位皇帝,分别为宋太祖赵匡胤、宋太宗赵光义、宋真宗赵恒及当今官家赵祯(仁宗是庙号,死后用的),凡是他们名字上的字一律不用就是了。
最难的是策论。
“策”还好说,就是对时政简要地说一说建议,属于简答题。“论”就要回答地详细而可行。因为古人的“淳朴”,他们深信由文章(特指论述性质的文章)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品德与格局。
他们认为,敢于针砭时弊的人,往往都是刚直清廉的人,如文天祥。考官王应麟评价文天祥的试卷“古谊若龟鉴,忠肝如铁石”。果然如王所言,后来文天祥孤军抗元,从容就义于大都,并留下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光辉诗句。
如果是个没有立场、投机取巧的人,他的文章往往都是言之无物、见风使舵的。如明代建文帝时的状元胡广。状元卷中,他对于行“仁政”的问题,半句不及现实,只是空泛的议论“贤才”,“礼乐”,“事得其序,物得其和,则礼乐见而仁义著矣”,如此云云。针对第二问之“恶人”(实指朱棣),胡则引经据典,大加鞭挞,这和他以后背叛建文帝而迎奉朱棣形成鲜明对照,也从他与解缙联姻,后解缙招祸又欲悔婚等事件中得到印证。
假如在事先不知道考题的情况下,哪怕你是久经考验的资深写手,总不免在长篇大论中暴露自己的想法与观点。若是考官仔细分析,是不难发现一个考生的执政理念的——古代科举的合理性就在于此。虽然有不少人在宦海浮沉中丧失了自我,沦为金钱和权势的奴隶,但初入仕途的谁没有一颗红心呢?
《礼记·大学》有云: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;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,致知在格物。
翻译过来就是,一个人要格物致知,然后诚意正心修身,最后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目标。前者属于个人修养,后者属于执政理念。
刘先生认为方仲永的个人修养很好,齐家做得也还不错,但明显缺乏对于执政一方的问题的思考。
各位看官切莫吐槽,古时的读书人都是经常YY自己若为封疆大吏如何如何,自己若执宰天下又如何如何的。《论语·侍坐》中,孔夫子的几位高徒的志向无一不是治理一地,区别只在于地方大小、用时长短。连粗通文墨的黄巢年少时也说“他年我若为青帝”,尽管口气狂了点儿,但也可见古时读书人想“代天子牧民”的心态的。
但是方仲永两世为人,都没有过“牧民”的想法。前世,他是那个被“牧”的对象,不用想也不敢想;今生,虽也想着为国为民做些事情,但他始终觉得离自己很远。执政,最起码也得是官员才能考虑的吧?自己现在连个秀才都不是呢?
刘先生对方仲永的不思进取是很鄙夷的:“鼠目寸光!若不提前谋划一番,你如何答那策论?”
方仲永暗自腹诽:偷偷地躲在一边YY着“我要称霸全球”,真的有您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吗?
当然,古人的YY,呃不,正治理念是有教科书的。
其一曰《管子》。托名管仲所著,实为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,有人甚至认为其内容涵盖了西汉初期的某些论述(郭沫若语)。放到后世,大概就是《正治经济学》一类的书籍。共八十六篇,其中十篇仅存名目。
其《牧民》、《形势》等篇讲霸政法术;《侈靡》、《治国》等篇论经济生产,此亦为《管子》精华,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。其中关于经济的某些理论,在后世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。
如《侈靡》中“兴时化若何?莫善于侈靡;贱有实,敬无用,则人可刑也。……”等语,简直就是古代版的“刺激消费拉动内需”,其经济观点先进了两千年。当然了,过于先进也是缺点。在管仲死后,齐国迅速地沉湎于侈靡之中,而忘记了侈靡的目的是为了富国。最终导致人人贪图富贵,成为战国七雄里面唯一一个直接向秦国投降的大国。
方仲永从来不敢小看古人的智慧,但当他听先生仔细地讲解了管仲的理论,还是着实让他震惊了一回。这货难道是经济专家穿越的?
更让方仲永震惊的是《韩非子》五十五篇。如果说《管子》是正治经济学,《韩非子》就是纯粹的考高等公务员的教科书了。后世对《韩非子》这本书解释的都不太清楚,方仲永的印象还停留在“法家代表作”、“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”等等笼统的介绍上。到底是怎样的“代表作”,怎样的“集大成者”,他就和大多数人一样说不清楚了。
当然了,《韩非子》一书不被后世推崇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。除了过于强调严刑峻法与历朝历代崇尚的“仁孝治国”的口号冲突之外,韩非子的大嘴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——尽管韩非子本人有些口吃。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?什么“文学者非所用,用之则乱法”,什么“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”。你让后世制霸天下、“独孤求败”的儒家怎么看你?不把你韩非子从坟里挖出来用大炮轰三天,都可以说是极厚道的了。
那么问题就来了,如此“诋毁”儒家的《韩非子》一书,为什么没有被口诛笔伐甚至是直接404呢?
无他,自家事自家知。无论儒生们多么崇拜孔圣人,仁义礼智信多么的高大上,但他们深知,管理或者说治理一地的“牛羊”(牧,不就是放牛嘛)仅靠仁孝是远远不够的——即使有所谓的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的贤相赵普。有牛羊病了怎么办?讲仁义?那是巫婆干的事儿。有不听话的牛羊怎么办?讲仁义它又不听,只能靠鞭子了。更严重的是,有豺狼来了怎么办?讲仁义?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了解一下。
总而言之,要想当一个好的牧人,不仅要学会仁孝等“青草、清水”,还要学会用鞭子,甚至是棍棒刀枪。
以《韩非子》为代表的法家著作,就是提供鞭子的武器库。不想当好牧人的读书人,不是个好读书人,“学而优则仕”嘛!于是,儒生们一边对“羞辱我先贤”的韩非子大加贬斥,一边偷偷地研究鞭子、棍棒的用法,所谓“儒皮法骨”是也。
刘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好牧人,因为他并没有放牧的经验。
刘先生也甚有自知之明,推荐了吴仁礼这位担任过实职的牧人来教方仲永《韩非子》。别看吴先生一副风流才子、放荡不羁的样子,讲起法家的理论也是一套一套的。方仲永深切怀疑,王安石一心一意地搞变法是受了他舅舅的影响。
这天,吴先生讲到《六反》,问道:“必知则备,必诛则止;不知则肆,不诛则行。何解?”
方仲永规规矩矩地答道:“这句话的意思是坏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,才会戒惧;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,才不敢再犯。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,他就会放肆;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,他就要横行。”
吴先生摇摇头道:“肤浅!这句话的意思绝不只是字面上那么简单,它更深层的意思是说要建立完善的律法,使百姓知道律法不可犯;若有违反,执法的时候就要严厉,让别的尚未触犯律法的人警醒。”
方仲永则很是疑惑:“如此一来,岂不是会落下酷吏之名?”
“酷吏?什么是酷吏?只论对错,不讲人情的才是酷吏。若有那为报母亲被辱之仇而手刃仇人的孝子,你当如何决断?不问缘由一刀砍了的就是酷吏,法内容情又妥善安置其家人的就是仁义的青天了。此中尺寸,你当仔细琢磨,认真思量才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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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的习惯,不过了元宵节是算不得过完年的。县学规定的开学时间也是正月十六。方仲永起了个大早,来到了学堂。刘先生管理素来严格,尤其不喜学生迟到。若有迟到者,轻则罚站,重则戒尺伺候。
方仲永进到学堂,还没来得及询问张攀龙等人灾民的情况,刘先生已经进来了。只见先生面色严肃,声音低沉而有力地道:“按往年惯例,二月二十就会有县试了。若是到时有成绩优异者,可往州城抚州参加四月的州试。若能州试过关,就可以参加江南西路的路试了。若能通过,就算是有了秀才功名了。有秀才功名者,才可参加九月的解试。至于以后的省试甚至是殿试,先生我也没考过,就不多说了。”学生们哄堂大笑。
刘先生待学生笑够了,才道出了下文:“总之,留给你们的时间只有不到四十天了。因此,这段时间内,每十天休沐半天以便你们盥洗沐浴。不得请假,不得旷课,不得迟到。明白了吗?”学生们稀稀拉拉的回答“明白了”。
方仲永觉得有些夸张,小升初用得着这么郑重其事吗?
各位看官,如果把北宋科考的环节与后世对比的话,县试约莫是小升初,州试就是中考,路试就相当于高考了(过了就是秀才,也就相当于大学生了),解试就是考研,省试(尚书省组织的考试)大约就是考博。至于殿试就厉害了,抵得上高级公务员考试了。
小升初自然是不算难的,可若是整个抚州只有一个学校招生呢?抚州乃是下州,仅辖临川(州府所在)、崇仁、宜黄、金溪四县。共有参加名额六十五个,分到金溪县只有十五个名额。县学五十三名学生,是要淘汰掉七成多的。且县试是在金溪本地举行的,知县大人、县丞大人、主簿、典史等官吏都可参与。这样,也就给了如张攀龙一般的二代提供了舞弊的机会。尽管有刘先生鼎力支持,方仲永也觉得难度不小。
把担忧委婉地和先生一说,刘先生哈哈大笑道:“你多虑了。且不说县衙诸官吏要顾及颜面,不敢将真有才学的学子尽数黜落。更何况他们还有举荐的权力,推荐自家子侄直接参加路试就是了,无须挤占寒门学子的名额。”
没有了后顾之忧,方仲永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。别看只是个县试,规矩和高级别的考试是一样的。
诗赋、经义、策论一样不少。
诗,都是命题诗,且限定韵脚。若是不能按韵落字,即为不合格。虽然有些限制了思路的缺陷,但考试嘛,论的未必就是诗才。古来这么多的应试诗,除了钱起的“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”外,余者几无名篇。
这个问题不难解决,《韵书》就是为了对付它的。先把诗写出来,换上符合韵脚的近义词也就是了。尽管可能会差了点儿意思,大体不差就行了。
还要记住特殊的格式要求:比如本朝皇帝名“祯”,那你在考试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出现“祯”字的,太祖、太宗的名讳也是如此。你看看人家明太祖朱元璋多贴心,怕天下读书人为难,特意给自己的后辈按金木水火土的偏旁取名字。本来平常的一个“照”字,加了个火字旁,不就不用考虑避讳的问题了?
解决避讳问题就更简单了。宋朝开国至今仅四位皇帝,分别为宋太祖赵匡胤、宋太宗赵光义、宋真宗赵恒及当今官家赵祯(仁宗是庙号,死后用的),凡是他们名字上的字一律不用就是了。
最难的是策论。
“策”还好说,就是对时政简要地说一说建议,属于简答题。“论”就要回答地详细而可行。因为古人的“淳朴”,他们深信由文章(特指论述性质的文章)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品德与格局。
他们认为,敢于针砭时弊的人,往往都是刚直清廉的人,如文天祥。考官王应麟评价文天祥的试卷“古谊若龟鉴,忠肝如铁石”。果然如王所言,后来文天祥孤军抗元,从容就义于大都,并留下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光辉诗句。
如果是个没有立场、投机取巧的人,他的文章往往都是言之无物、见风使舵的。如明代建文帝时的状元胡广。状元卷中,他对于行“仁政”的问题,半句不及现实,只是空泛的议论“贤才”,“礼乐”,“事得其序,物得其和,则礼乐见而仁义著矣”,如此云云。针对第二问之“恶人”(实指朱棣),胡则引经据典,大加鞭挞,这和他以后背叛建文帝而迎奉朱棣形成鲜明对照,也从他与解缙联姻,后解缙招祸又欲悔婚等事件中得到印证。
假如在事先不知道考题的情况下,哪怕你是久经考验的资深写手,总不免在长篇大论中暴露自己的想法与观点。若是考官仔细分析,是不难发现一个考生的执政理念的——古代科举的合理性就在于此。虽然有不少人在宦海浮沉中丧失了自我,沦为金钱和权势的奴隶,但初入仕途的谁没有一颗红心呢?
《礼记·大学》有云: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;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,致知在格物。
翻译过来就是,一个人要格物致知,然后诚意正心修身,最后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目标。前者属于个人修养,后者属于执政理念。
刘先生认为方仲永的个人修养很好,齐家做得也还不错,但明显缺乏对于执政一方的问题的思考。
各位看官切莫吐槽,古时的读书人都是经常YY自己若为封疆大吏如何如何,自己若执宰天下又如何如何的。《论语·侍坐》中,孔夫子的几位高徒的志向无一不是治理一地,区别只在于地方大小、用时长短。连粗通文墨的黄巢年少时也说“他年我若为青帝”,尽管口气狂了点儿,但也可见古时读书人想“代天子牧民”的心态的。
但是方仲永两世为人,都没有过“牧民”的想法。前世,他是那个被“牧”的对象,不用想也不敢想;今生,虽也想着为国为民做些事情,但他始终觉得离自己很远。执政,最起码也得是官员才能考虑的吧?自己现在连个秀才都不是呢?
刘先生对方仲永的不思进取是很鄙夷的:“鼠目寸光!若不提前谋划一番,你如何答那策论?”
方仲永暗自腹诽:偷偷地躲在一边YY着“我要称霸全球”,真的有您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吗?
当然,古人的YY,呃不,正治理念是有教科书的。
其一曰《管子》。托名管仲所著,实为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,有人甚至认为其内容涵盖了西汉初期的某些论述(郭沫若语)。放到后世,大概就是《正治经济学》一类的书籍。共八十六篇,其中十篇仅存名目。
其《牧民》、《形势》等篇讲霸政法术;《侈靡》、《治国》等篇论经济生产,此亦为《管子》精华,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。其中关于经济的某些理论,在后世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。
如《侈靡》中“兴时化若何?莫善于侈靡;贱有实,敬无用,则人可刑也。……”等语,简直就是古代版的“刺激消费拉动内需”,其经济观点先进了两千年。当然了,过于先进也是缺点。在管仲死后,齐国迅速地沉湎于侈靡之中,而忘记了侈靡的目的是为了富国。最终导致人人贪图富贵,成为战国七雄里面唯一一个直接向秦国投降的大国。
方仲永从来不敢小看古人的智慧,但当他听先生仔细地讲解了管仲的理论,还是着实让他震惊了一回。这货难道是经济专家穿越的?
更让方仲永震惊的是《韩非子》五十五篇。如果说《管子》是正治经济学,《韩非子》就是纯粹的考高等公务员的教科书了。后世对《韩非子》这本书解释的都不太清楚,方仲永的印象还停留在“法家代表作”、“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”等等笼统的介绍上。到底是怎样的“代表作”,怎样的“集大成者”,他就和大多数人一样说不清楚了。
当然了,《韩非子》一书不被后世推崇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。除了过于强调严刑峻法与历朝历代崇尚的“仁孝治国”的口号冲突之外,韩非子的大嘴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——尽管韩非子本人有些口吃。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?什么“文学者非所用,用之则乱法”,什么“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”。你让后世制霸天下、“独孤求败”的儒家怎么看你?不把你韩非子从坟里挖出来用大炮轰三天,都可以说是极厚道的了。
那么问题就来了,如此“诋毁”儒家的《韩非子》一书,为什么没有被口诛笔伐甚至是直接404呢?
无他,自家事自家知。无论儒生们多么崇拜孔圣人,仁义礼智信多么的高大上,但他们深知,管理或者说治理一地的“牛羊”(牧,不就是放牛嘛)仅靠仁孝是远远不够的——即使有所谓的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的贤相赵普。有牛羊病了怎么办?讲仁义?那是巫婆干的事儿。有不听话的牛羊怎么办?讲仁义它又不听,只能靠鞭子了。更严重的是,有豺狼来了怎么办?讲仁义?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了解一下。
总而言之,要想当一个好的牧人,不仅要学会仁孝等“青草、清水”,还要学会用鞭子,甚至是棍棒刀枪。
以《韩非子》为代表的法家著作,就是提供鞭子的武器库。不想当好牧人的读书人,不是个好读书人,“学而优则仕”嘛!于是,儒生们一边对“羞辱我先贤”的韩非子大加贬斥,一边偷偷地研究鞭子、棍棒的用法,所谓“儒皮法骨”是也。
刘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好牧人,因为他并没有放牧的经验。
刘先生也甚有自知之明,推荐了吴仁礼这位担任过实职的牧人来教方仲永《韩非子》。别看吴先生一副风流才子、放荡不羁的样子,讲起法家的理论也是一套一套的。方仲永深切怀疑,王安石一心一意地搞变法是受了他舅舅的影响。
这天,吴先生讲到《六反》,问道:“必知则备,必诛则止;不知则肆,不诛则行。何解?”
方仲永规规矩矩地答道:“这句话的意思是坏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,才会戒惧;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,才不敢再犯。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,他就会放肆;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,他就要横行。”
吴先生摇摇头道:“肤浅!这句话的意思绝不只是字面上那么简单,它更深层的意思是说要建立完善的律法,使百姓知道律法不可犯;若有违反,执法的时候就要严厉,让别的尚未触犯律法的人警醒。”
方仲永则很是疑惑:“如此一来,岂不是会落下酷吏之名?”
“酷吏?什么是酷吏?只论对错,不讲人情的才是酷吏。若有那为报母亲被辱之仇而手刃仇人的孝子,你当如何决断?不问缘由一刀砍了的就是酷吏,法内容情又妥善安置其家人的就是仁义的青天了。此中尺寸,你当仔细琢磨,认真思量才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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