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九章 二百五与他的朋友们(二)
提起开封府,也许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包拯、包青天,有上了年纪的说不定还会哼上两句“开封有个包青天……”。
其实包拯权知开封府的时间并不长,仅只是从嘉祐元年(1056年)十二月至嘉祐三年六月,满打满算不过两年半的时间,就升任右谏议大夫、权任御史中丞了。
之所以会被长期冠以开封府知府的名号,其实是后人——特别是编写戏曲话本的人——对开封府知府的权力的误解。
按照后世的想法,天子脚下,首善之地的长官级别一定高得不得了。
确实够高,但那是开封府尹,位在尚书下、侍郎上,一般是从一品或二品官衔,若为储君担任,则为一品官衔。实际上担任开封府尹的亲王只是挂名,并不管事,管事的是少尹或是临时委派的官员,官方说法叫“权知开封府事”。如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身份,临时负责管理开封府一应事务。真论起级别来,不过是个五六品的小官而已。
但京畿重地,事务繁杂,牵连甚广,非深受信任、智谋高绝者是绝不可能担此重任的。纵观北宋名臣的履历,未曾担任此职而为相者寥寥无几。而哪一位官员如果被任命为权知开封府,基本上已经可以宣布他已经进入上升的快车道了。
只要老老实实地与各方面搞好关系,共同努力保持京城的稳定繁荣,就是大功一件。虽然汴河里王八的级别都有可能大过这位临时的差遣官,但县官不如现管。真要是铁了心给人家治难堪,你信不信明天就停你的水、断你的电、堵你的下水道?
当然了,范仲淹是个讲究人,这种下三滥的事是做不出来的。
但保不住哪位想要替上官分忧的临时工义愤填膺,做出些许不太合规距的事儿,咱身为上流精英,也不好与他们一般见识不是?
所以,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有什么事大家商量着来,上能糊弄了领导,下能震慑得住屁民,自然就皆大欢喜、一团和气了。
但这些都是寻常官吏的做法。
作为一个自小就立下宏图大志的汉子,虽已年届半百(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,比晏殊还大两岁),范仲淹却从未因官职高低而改变过初衷。正如其自言,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。既然咱有幸高居庙堂之上,怎能不多为那些如草芥一般的贱民多着想一下呢?
这不,上任伊始,范仲淹就大刀阔斧地整肃了一番吏治。
其所作所为以后世人看来,其实并无多少新鲜。
其一,狠抓市容市貌建设。
司马光曾有诗“红尘昼夜飞,车马古今迹”,描写当时城市的繁华。别看用词甚美,翻译过来就是“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尘土飞扬,而街道上还留着几个月前的马粪”。
为此,范仲淹派出一帮临时工,呃不,唐朝叫不良人,明清叫五城兵马司,此时叫金吾街仗司,具体工作内容与性质参考后世的城管,专门负责市容市貌建设。
当然,为了避免出现粗鲁执法,民怨四起,范仲淹还是与寻常官吏的做法不一样的。
限定时间,限定摆摊范围,严令街司不得吃拿卡要。严令不得随意倾倒垃圾,违者给六十板子。指定垃圾倾倒区域,安排专人定时清理垃圾。
一时,京城秩序大好,官员们上下班再也不堵车了,随处可见的便溺垃圾也不见了,连空气似乎都新鲜了许多。官员士绅交口称赞,赵祯也自以为得人也。
至于摆摊的小商贩,似乎也没什么怨言。有地方让你贩卖就已经很不错了,某街司拿你个西瓜吃吃,又当得了什么大事?说不定,人家在城里吃馆子也是从来不掏钱的呢?
其二,狠抓社会治安。
与游荡乡间的好汉们只知道打架斗殴、偷鸡摸狗不同,汴梁城里的青皮们大多都有一颗上进的心。偷鸡摸狗哪有窃玉偷香快活,打架斗殴也不如一掷千金来得潇洒。
但窃玉偷香、一掷千金都需要钱,那些青皮就拉帮结派,相互勾连,组成团伙,共谋大业。
“猛虎堂”、“黑虎帮”之类的纯靠收保护费过活的是最没有出息的,而且风险太大,一个弄不好就成了杀鸡骇猴的那只鸡。智者不为也!
有些头脑的,就做些拐卖妇孺的勾当,而且产供销一条龙。当然也有风险,被官府抓住,多半是要被咔嚓了的。仍然算不得上乘。
最高级的是组建个行会,垄断某个区域的某行某业的经营,哄抬物价,囤积居奇。大棒开道,胡萝卜铺路,当真是神鬼辟易,做得好大的生意!这一类也是最难管理的,不黑不白,亦黑亦白。加之该类型的组织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找一个大伞顶在头上,或者干脆就是某官员勋贵家不成气候的晚辈组织的,想要整治他们,难度不是一般的大!
但范仲淹是谁,那可是茅坑拉屎脸朝外的汉子,那可是被誉为“九全之才”的一代人杰。区区蛀虫,何足道哉?
青皮一律查明罪责,该咔嚓的咔嚓,该赠送“手镯、脚链”的免费赠送,并附赠沧州牢营十年游。
什么?嫌手镯的款式不好,脚链打磨的不够细致,十年的游玩时间太长?好办!咔嚓一下最省事,您要不要了解一下?
论起耍狠,比方仲永整治台州的好汉们还要强硬。
至于那些拐卖人口、杀人越货的大盗,仅靠几个街司是不够用的了。范仲淹就责成本府衙役,会同刑部办差高手,又奏明赵祯请禁军从旁协助。任你有天大的手段,被几百只强弩围着,就问你怕不怕?
投降是死。
不投降?当时就死了。
何去何从?我太难了。
于是,这些亡命之徒或暂时遁迹于汴梁城下的沟渠中,或仓皇逃离,去一个吏治清明的地方继续开展自己的“事业”去了。
其实,这都是小事,换做别的人才也能做个差不多。最难的是如何收拾那些背靠勋贵,拼命从百姓身上吸血的行会。
既是好友又是下属的富弼劝道:“几乎每一个行会后面都有一家甚至是几家勋贵在撑腰,六爷您想要从他们身上开刀只怕不易呀!”
为什么富弼会喊范仲淹六爷呢?
还得从天圣四年说起。那年,范仲淹在泰州地区任职。其间,因与监管酒税官员富言来往,认识了随父而来泰州读书的富弼。这位二十出头的洛阳才子,尽管饱读诗书,提笔成文,胸有沟壑,豪爽大度,却还只是个秀才。
范仲淹一见之下,颇为惊讶,觉得他资质不凡,将来必有大成。于是便揣着他的文章,去见时任御史中丞的晏殊,郑重推荐说:“此人天下之奇才也,愿举于朝而用之。”
晏殊向以知人闻名于世,看罢文稿,颇为称许,听说他尚未婚配,恰合东床之选,就托范仲淹从中作伐,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富弼。
天圣八年,宋仁宗颁诏制举特科。范仲淹又对富弼说“子当以是进”,并荐他为茂材异等。
经范仲淹指点和激励,富弼得以步入仕途,并与范仲淹结成忘年之交,日久弥深。富弼比范仲淹小十五岁,向以父辈尊称,故称之为“六爷”。
灌水完毕,转回正题。
范仲淹对富弼的劝说是根本不在意的:“不过是些冢中枯骨而已,何足道哉?且本朝历来重文轻武,这些勋贵多是些酒囊饭袋,靠着祖先余荫、官家仁慈,才苟延残喘。我既受官家指派,自当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,清平世界!且看老夫的手段,定把这些蠹虫一扫而光!”
富弼再劝:“咸平五年时,先帝感于众多商户挖开坊墙临街开店,特下诏治理侵街之乱象。然众多勋贵阻碍,至今仍无甚改观。六爷,慎之呀!”
古往今来,似乎能成大事者都是在性格上有些偏执的,范仲淹也不例外。执拗起来,虽宰相、皇帝也照怼不误,区区勋贵哪里会放在心上。责令三班衙役、街司等清查各行会往来账目略有纰漏者罚款,投机倒把者关张,作奸犯科者绳之以法。
一日,查到西水门码头米粮行会。罚款,不交;关停,不听;抓捕带头者,言说去吕相府上述职了。
又一日,查马行街盐商公会。掌柜的甚是嚣张,言说此乃吏部侍郎与吕相的生意,你官太小,不配了解内情。
再一日,查汴河骡马商会。范仲淹亲自带领,掌柜的倒是给了些脸面,拿出账簿来。只是不住地冷笑,说什么“吕相的生意也敢查,官是不想做了”。你一个行脚的行当,也想用吕夷简的名头压人不成?真是,是可忍孰不可忍?
范仲淹深恨之。
回到府衙,暗中调查一番,却又惊出一身冷汗。
那吕夷简世代簪缨,曾祖即为后唐兵部侍郎,叔父吕蒙正乃太平兴国二年的状元,三次登上相位,门生故吏遍天下。吕夷简更是深谙为官之道,谄事刘太后,天圣六年即拜同平章事。朝中诸事,一言而决也。幸亏官家亲政后,罢了他的相位,否则必成尾大不掉之势也!
俗话说,计划赶不上变化。
十月,太傅薛奎病重,赵祯亲去慰问。
因陈尧佐老迈,不堪驱使,帝问及晏殊可堪为首相,薛奎言:资历尚浅,不可骤升。帝问:吕夷简可否?薛奎不能答,遂逝。帝大恸,罢朝三日。
旋即,吕夷简起复,任平章事,加右仆射,封申国公。
范仲淹闻讯大惊,这样的门阀日后必为祸患,不得不防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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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包拯权知开封府的时间并不长,仅只是从嘉祐元年(1056年)十二月至嘉祐三年六月,满打满算不过两年半的时间,就升任右谏议大夫、权任御史中丞了。
之所以会被长期冠以开封府知府的名号,其实是后人——特别是编写戏曲话本的人——对开封府知府的权力的误解。
按照后世的想法,天子脚下,首善之地的长官级别一定高得不得了。
确实够高,但那是开封府尹,位在尚书下、侍郎上,一般是从一品或二品官衔,若为储君担任,则为一品官衔。实际上担任开封府尹的亲王只是挂名,并不管事,管事的是少尹或是临时委派的官员,官方说法叫“权知开封府事”。如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身份,临时负责管理开封府一应事务。真论起级别来,不过是个五六品的小官而已。
但京畿重地,事务繁杂,牵连甚广,非深受信任、智谋高绝者是绝不可能担此重任的。纵观北宋名臣的履历,未曾担任此职而为相者寥寥无几。而哪一位官员如果被任命为权知开封府,基本上已经可以宣布他已经进入上升的快车道了。
只要老老实实地与各方面搞好关系,共同努力保持京城的稳定繁荣,就是大功一件。虽然汴河里王八的级别都有可能大过这位临时的差遣官,但县官不如现管。真要是铁了心给人家治难堪,你信不信明天就停你的水、断你的电、堵你的下水道?
当然了,范仲淹是个讲究人,这种下三滥的事是做不出来的。
但保不住哪位想要替上官分忧的临时工义愤填膺,做出些许不太合规距的事儿,咱身为上流精英,也不好与他们一般见识不是?
所以,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有什么事大家商量着来,上能糊弄了领导,下能震慑得住屁民,自然就皆大欢喜、一团和气了。
但这些都是寻常官吏的做法。
作为一个自小就立下宏图大志的汉子,虽已年届半百(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,比晏殊还大两岁),范仲淹却从未因官职高低而改变过初衷。正如其自言,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。既然咱有幸高居庙堂之上,怎能不多为那些如草芥一般的贱民多着想一下呢?
这不,上任伊始,范仲淹就大刀阔斧地整肃了一番吏治。
其所作所为以后世人看来,其实并无多少新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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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曾有诗“红尘昼夜飞,车马古今迹”,描写当时城市的繁华。别看用词甚美,翻译过来就是“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尘土飞扬,而街道上还留着几个月前的马粪”。
为此,范仲淹派出一帮临时工,呃不,唐朝叫不良人,明清叫五城兵马司,此时叫金吾街仗司,具体工作内容与性质参考后世的城管,专门负责市容市貌建设。
当然,为了避免出现粗鲁执法,民怨四起,范仲淹还是与寻常官吏的做法不一样的。
限定时间,限定摆摊范围,严令街司不得吃拿卡要。严令不得随意倾倒垃圾,违者给六十板子。指定垃圾倾倒区域,安排专人定时清理垃圾。
一时,京城秩序大好,官员们上下班再也不堵车了,随处可见的便溺垃圾也不见了,连空气似乎都新鲜了许多。官员士绅交口称赞,赵祯也自以为得人也。
至于摆摊的小商贩,似乎也没什么怨言。有地方让你贩卖就已经很不错了,某街司拿你个西瓜吃吃,又当得了什么大事?说不定,人家在城里吃馆子也是从来不掏钱的呢?
其二,狠抓社会治安。
与游荡乡间的好汉们只知道打架斗殴、偷鸡摸狗不同,汴梁城里的青皮们大多都有一颗上进的心。偷鸡摸狗哪有窃玉偷香快活,打架斗殴也不如一掷千金来得潇洒。
但窃玉偷香、一掷千金都需要钱,那些青皮就拉帮结派,相互勾连,组成团伙,共谋大业。
“猛虎堂”、“黑虎帮”之类的纯靠收保护费过活的是最没有出息的,而且风险太大,一个弄不好就成了杀鸡骇猴的那只鸡。智者不为也!
有些头脑的,就做些拐卖妇孺的勾当,而且产供销一条龙。当然也有风险,被官府抓住,多半是要被咔嚓了的。仍然算不得上乘。
最高级的是组建个行会,垄断某个区域的某行某业的经营,哄抬物价,囤积居奇。大棒开道,胡萝卜铺路,当真是神鬼辟易,做得好大的生意!这一类也是最难管理的,不黑不白,亦黑亦白。加之该类型的组织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找一个大伞顶在头上,或者干脆就是某官员勋贵家不成气候的晚辈组织的,想要整治他们,难度不是一般的大!
但范仲淹是谁,那可是茅坑拉屎脸朝外的汉子,那可是被誉为“九全之才”的一代人杰。区区蛀虫,何足道哉?
青皮一律查明罪责,该咔嚓的咔嚓,该赠送“手镯、脚链”的免费赠送,并附赠沧州牢营十年游。
什么?嫌手镯的款式不好,脚链打磨的不够细致,十年的游玩时间太长?好办!咔嚓一下最省事,您要不要了解一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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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那些拐卖人口、杀人越货的大盗,仅靠几个街司是不够用的了。范仲淹就责成本府衙役,会同刑部办差高手,又奏明赵祯请禁军从旁协助。任你有天大的手段,被几百只强弩围着,就问你怕不怕?
投降是死。
不投降?当时就死了。
何去何从?我太难了。
于是,这些亡命之徒或暂时遁迹于汴梁城下的沟渠中,或仓皇逃离,去一个吏治清明的地方继续开展自己的“事业”去了。
其实,这都是小事,换做别的人才也能做个差不多。最难的是如何收拾那些背靠勋贵,拼命从百姓身上吸血的行会。
既是好友又是下属的富弼劝道:“几乎每一个行会后面都有一家甚至是几家勋贵在撑腰,六爷您想要从他们身上开刀只怕不易呀!”
为什么富弼会喊范仲淹六爷呢?
还得从天圣四年说起。那年,范仲淹在泰州地区任职。其间,因与监管酒税官员富言来往,认识了随父而来泰州读书的富弼。这位二十出头的洛阳才子,尽管饱读诗书,提笔成文,胸有沟壑,豪爽大度,却还只是个秀才。
范仲淹一见之下,颇为惊讶,觉得他资质不凡,将来必有大成。于是便揣着他的文章,去见时任御史中丞的晏殊,郑重推荐说:“此人天下之奇才也,愿举于朝而用之。”
晏殊向以知人闻名于世,看罢文稿,颇为称许,听说他尚未婚配,恰合东床之选,就托范仲淹从中作伐,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富弼。
天圣八年,宋仁宗颁诏制举特科。范仲淹又对富弼说“子当以是进”,并荐他为茂材异等。
经范仲淹指点和激励,富弼得以步入仕途,并与范仲淹结成忘年之交,日久弥深。富弼比范仲淹小十五岁,向以父辈尊称,故称之为“六爷”。
灌水完毕,转回正题。
范仲淹对富弼的劝说是根本不在意的:“不过是些冢中枯骨而已,何足道哉?且本朝历来重文轻武,这些勋贵多是些酒囊饭袋,靠着祖先余荫、官家仁慈,才苟延残喘。我既受官家指派,自当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,清平世界!且看老夫的手段,定把这些蠹虫一扫而光!”
富弼再劝:“咸平五年时,先帝感于众多商户挖开坊墙临街开店,特下诏治理侵街之乱象。然众多勋贵阻碍,至今仍无甚改观。六爷,慎之呀!”
古往今来,似乎能成大事者都是在性格上有些偏执的,范仲淹也不例外。执拗起来,虽宰相、皇帝也照怼不误,区区勋贵哪里会放在心上。责令三班衙役、街司等清查各行会往来账目略有纰漏者罚款,投机倒把者关张,作奸犯科者绳之以法。
一日,查到西水门码头米粮行会。罚款,不交;关停,不听;抓捕带头者,言说去吕相府上述职了。
又一日,查马行街盐商公会。掌柜的甚是嚣张,言说此乃吏部侍郎与吕相的生意,你官太小,不配了解内情。
再一日,查汴河骡马商会。范仲淹亲自带领,掌柜的倒是给了些脸面,拿出账簿来。只是不住地冷笑,说什么“吕相的生意也敢查,官是不想做了”。你一个行脚的行当,也想用吕夷简的名头压人不成?真是,是可忍孰不可忍?
范仲淹深恨之。
回到府衙,暗中调查一番,却又惊出一身冷汗。
那吕夷简世代簪缨,曾祖即为后唐兵部侍郎,叔父吕蒙正乃太平兴国二年的状元,三次登上相位,门生故吏遍天下。吕夷简更是深谙为官之道,谄事刘太后,天圣六年即拜同平章事。朝中诸事,一言而决也。幸亏官家亲政后,罢了他的相位,否则必成尾大不掉之势也!
俗话说,计划赶不上变化。
十月,太傅薛奎病重,赵祯亲去慰问。
因陈尧佐老迈,不堪驱使,帝问及晏殊可堪为首相,薛奎言:资历尚浅,不可骤升。帝问:吕夷简可否?薛奎不能答,遂逝。帝大恸,罢朝三日。
旋即,吕夷简起复,任平章事,加右仆射,封申国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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