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7章 舆论
先秦圣贤孟子曾经曰过“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”。这是历代相传的名言,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其实,论及于过去的史实,这句话还可引申为“内政修明而有敌国外患者,国必不亡!”、“内政不修而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”。
内政不修的涵义极广,举实例说明之,如政出多门,机构庞冗,横征暴敛,法令滋彰,宠佞用事,民困无告,货币紊乱,盗贼横行,水旱为灾等等都是。
而最普遍最传统的一个现象是官僚贪污。
这种现象是“一以贯之”,上述种种实例都和它有“母子关系”,也可以说是贪污是因,这些实例是果。
有了这些现象,才会有敌国外患,反之,如政治修明,则虽有敌国外患也不足为虑。
贪污这一现象,若是细心研读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,不禁令人很痛心地发现“无代无之”,竟然于史书同寿。
上下几千年,政简刑清,官吏廉洁,生民乐业的时代简直是黄钟大吕之音,少得可怜。
史家遇见这样的稀缺的时代,往往一唱三叹,低徊敬仰而不能自己。
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用尽了心力,想法子肃清贪污,树立廉洁的吏治,不外两种办法,第一种是厚禄,他们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顾廉耻,倒行逆施,主要原因是禄不足以养廉,若国家所给俸禄足够生活,则一般中人之资,受过道德教育的官员应该知道自爱。如再违法受赃,可以重法绳之。
第二种是严刑,国家制定法令,犯法的立置刑章,为众人所唾弃之。
前者如宋,后者如明,嗯,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初。
宋朝官俸最厚,给赐优裕,入仕的官员都能得到生活的保障,不必顾念身家,一心一意替国家做事。同时,宋律又有严刑重法,凡犯赃的官吏都杀无赦,太祖时代执法最严,朝堂内外官员犯赃者一定弃市。太宗时期也还能维持这法令,真宗时从轻改为杖流海岛。仁宗以后,姑息成风,吏治也日渐腐败,和初期的循良治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明朝和宋朝恰好相反,太祖洪武时期有惩于蒙元的覆败,用重刑治乱国,凡贪官污吏重则处死,轻则也会充军或罚做苦役,甚至立剥皮实草之刑,一时间,中外官吏无不重足屏息,奉公畏法。仁宣两代继以宽仁之治,一张一弛,倒也建设了几十年的清明政治。
正统以后,情形便大不相同。原因是明代官俸本来不厚,洪武年代还可全支,后来便采用折色的办法,以俸米折钞,又以布折俸米,朝官每月实得不过一二石,外官厚者不过三石,薄的一石二石,其余都折钞布,钞价贬值到千分之二三,折算实收一个正七品的知县不过得钱一二百文。
这种情况下,仰无以事父母,俯无以蓄妻子,除了贪污,更无别的法子可想。要知道,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有海瑞那般“高尚”的节操。
这种情况,明朝政府未尝不了解,却始终因循敷衍,不从根本解决,上下相蒙,贪污成为正常风气,时事也就不可问了。
齐国太祖皇帝出身于海上莽盗,跟随舅父和兄长历经诸多苦难,终至汉洲立足,遂有齐国之始,再继兴起制霸南洋。
然而,太祖皇帝之所以流落海上,沦为亡命盗寇,终其原因,乃为大明政治崩塌,使得官场贪污成行,以至于民不聊生,逼良为盗。
此等官僚,互相援引,民苦贪残者宦称卓异,不但不为察典所黜,而且连连升擢。搜括聚敛,号为常例,宣之此举为朝觐为考课之用,上言之而不讳,下闻之而不惊,使得朝廷颁一法令,地方兴建事业,都成为官吏的利益之源。
“以搜括所得经营升调,以官爵为性命,以钻刺为风俗,以贿赂为交际,以嘱托为当然,以循情为盛德,以请教为谦厚”。
即使被铨司察黜,最多也不过罢官,即使被抚按弹劾,最多不过为民,反正良田大宅,歌儿舞女,不但自己受用,连子孙的基业也已打好,区区一官,倒也无足留恋。
吏治的腐败,虽然不是甲申崩溃的主因,但绝对是崇祯自挂东南枝的重要前置条件之一。
故而,齐国在太祖时期,对官员贪污之行径,实难容忍,行重典惩处,虽不至于像大明洪武皇帝那般动辄剥皮实草,大行杀戮,但亦甚严苛,不仅剥除官身,远配苦寒偏远之地,还会殃及后人(犯事官员后人不得为官府录用)。至于所贪赃所财,亦会追赃务尽,穷其亲族。
太宗继位后,一切程规皆随太祖皇帝,继续维持重典治贪之法令,使得齐国在建国初期五十多年来,基本上保持了吏治清明的局面。
其实,齐国在立基之初,因为汉洲荒僻,开创艰难,再加上人才匮乏,诸多官吏所操持事务极为繁杂沉重,为此,太祖皇帝许以厚俸,以资勉励。
随着齐国的工业化迅速推进,经济高速发展,在很短的时间里,整个帝国便积聚了大量的财富,使得国内一片欣欣向荣,繁花似锦,而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薪俸也随之不断增长。
以秦国访问官员的角度来看,齐国的官俸堪比前宋,让人闻之,无不嫉妒得发狂。
“齐国京朝官员享有固定月俸,有春冬服,有职钱,有炭蔬车马之补,还有两餐之贴。……又有茶酒厨料之给,米面羊口之给,还有日常公用使钱,外调之薪。外官则别有应际车马之费,亦有役使之资。……即使小官书吏者,也应有茶汤之钱,给薪优渥。”
然而,纵使这般,人性之私,也难掩其心,贪腐官员,亦会纵死揽财。
至泰平年间,姑息犯事官员开始冒头,从严治吏,也出现松动,尤其是在近十年,贪腐之案频频发生,但惩治力度却渐显宽泛。
两年前,郢州(今澳洲纽卡斯尔市)贪腐窝案被人捅破,引得朝堂内外极大震动。
需知,郢州乃是帝国东南重镇,政治经济核心之所在,可不是什么偏远荒凉的海外领地。
但就是这种天不高皇帝不远的地方,居然爆发一场波及整个府城的贪污大案,上至民政通判,下至属县经吏,统统被卷入其中。
涉事官员不仅有世家大族出身的清贵子弟,还有各所知名大学堂毕业的“有为之士”,涉案的总金额也高达二十余万元,让人瞠目不已。
却未曾想到,这么一起大案,在一年多的侦办和审理后,居然只判决六人有罪,余者皆以事实不清,举证不明的理由轻轻放过。
“滑天下之大稽呀!”
《长安纪事》总编曹叔陵将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,然后重重地置于桌上,随即愤愤地说道:“郢州官员贪赃受惠,大兴地方大理寺纵容枉法,此乃人神共愤之事,人人得而唾之。”
“是呀,治国平天下的宏愿,在诸多官员的内心深处已然变为修身齐家为最终目标了。”长安著名撰稿人、文学大家祝敬甫冷笑道:“这修身,是修得自己脑满肥肠,这齐家嘛,则是贪得家财万贯,锦衣华宅。若是太祖皇帝尚存于此时,此等贪腐之辈怕是皆会远配苦寒之地,遇赦不赦,身后家族亲眷亦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甚至,罪责深重之人,还会被绞死于市,为万民所唾弃。”
“吏治不清,贪腐不除,枉法不尽,这时要置我齐国于前明之败境地呀!”曹叔陵痛惜地说道:“内阁诸公、大理寺卿、监察院就无人出来表示异议?难道我大齐朝堂内外皆是沆瀣一气的贪渎之辈?”
“或许,他们看不到,听不见。”
“看不到,听不见?……祝兄,你此话可就有些虚妄了!”
“不是吗?”祝敬甫提起酒壶为曹叔陵倒满酒杯,“升斗小民每日所关注者,无非就是市上的柴米油盐,还有每月辛苦赚的的薪俸能攒下几何,以及家中的妻儿老小能否过上更好的日子。至于官员贪腐,大理寺枉法,朝堂诸公的反应,于他们而言,几无任何关系,何不高高挂起,不闻于事?既然不是民生之大事,判决处置区区几名官员,朝堂诸公哪里还会再起言论,激起风波?如此,便是看不到,听不见。”
“此为掩耳盗铃矣!”曹叔陵疾色道:“难道他们皆为利益一体,休戚与共吗?”
“若是此案大办,于官场而言,震动太甚,对朝堂诸公也是有损颜面的。呵呵,那可是毁谤了官员的声名,损害了官员的体统。既如此,何不高高举起,轻轻放下,将这场惊天的贪腐窝案影响消散于无形,湮没在故纸堆中。”
“祝兄,你……,你……这是在尽心为那些贪渎官员说话?”
“不然呢?难不成站出来大声疾呼,抨击他们的无耻嘴脸,鞭挞他们的卑劣行径?”祝敬甫淡然地说道:“若不然,我要是敢写这些,你敢给我发出去吗?”
“有何不敢!”曹叔陵大声说道:“当年,太祖皇帝开启民智,创办报纸书刊,就是为了评说天下大事,监督国内不法之行,纠劾政府失政之举。我为《长安纪事》总编,自然要发出民间之声,大家之言,以舆论和风评来针刺纠举贪赃枉法之辈。”
“好!”祝敬甫笑着从身后挎包中摸出一叠手稿,递给对面的曹叔陵,“此稿乃是详尽披露郢州贪腐窝案之事,有多方举证,也有侦办之过程,更有诸多涉案人员的身份背景,以及具体贪腐受贿细节。这些东西,你可敢于《长安纪事》上刊发出去?”
“你……”曹叔陵顿时恍然,伸出右手来点了点对方,“合着,你早已就郢州贪腐窝案写了文稿,然后今日拉我过来,就是想以言语激我?”
“请曹兄恕罪。”祝敬甫郑重地向曹叔陵拱了拱手,“我等皆知,报纸书刊发表需内阁民政新闻司审查后,方允刊印。若是此文稿被呈于新闻司,必然会引来不小的风波。轻则警告停刊,重则封馆罚金,而曹兄数十年之力办起的《长安纪事》,也说不定会就此罢刊,被取消新闻牌照。……你可想好了?”
“祝兄,伱这可是小瞧了我的风骨。”曹叔陵拍了怕桌上的文稿,笑着说道:“为民发声,为国纠政,虽万劫不复,我亦无所惧矣!呵呵,倒是你呀,若是此文稿刊印发表,作为署名人,你可做好了应对之举?”
“哈哈……”祝敬甫端起桌上的酒杯,一口饮尽,大笑着说道:“大兴的监押所我待过,临淄的警察处我也进过,就是长安帝都的监所,我倒是没去感受一番,不知道是不是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?”
“好,若是你因此入监,我定当每日携上好酒食前来看你。”
“你为何笃定自己不会被抓入监?”
“不会。”曹叔陵笑眯眯地说道:“因为,我有一個了不起的祖宗,乃是太祖皇帝的从龙之臣。看在故去老人家的面子上,有些人当不至于将我抓去入监。”
“……”祝敬甫定定的看着对方,半响露出一丝鄙夷的神情,“……可耻而腐朽的权贵!”
“哈哈……”曹叔陵大笑起来,伸手抓起桌上的文稿,起身就要离开,“但我绝对是一个为国为民而敢于发声的权贵子弟。……此番,被你算计了一道,这顿酒食该你请。”
祝敬甫笑着挥挥手,并没起身相送,而是拿起筷子,端起酒杯,自顾自地吃了起来。
曹叔陵走了未多久,一名三旬左右的男子悄然从酒肆角落走了出来,然后径直坐在了祝敬甫对面。
“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,但我还是愿意被你利用。”祝敬甫筷子不停,一边吃着,一边看着面前的男子,“不管你们是狗咬狗也好,是官场上的彼此倾轧也罢,但想到那些贪腐官员的嘴脸,我便是气冲斗牛,情难自禁。想一想,万千普通小民为了三顿饱餐、妻儿抚育,而不得不劳心劳力地忍受工厂主的盘剥和压榨,最终所得不过十几块。而那些贪腐之辈却凭借手中权力,便能轻松落赃数以万计。……这世道,何其不公呀!”
“多行不义必自毙。”那人笑了笑,轻声说道:“若是民间有了书报刊物的声张,此等贪渎之辈必然无所容遁,为世人所唾弃。”
“是吗?”祝敬甫停下了筷子,嘲讽地说道:“你觉得揭露官员贪腐的文稿可以顺利通过新闻司的审查?”
“可以的。”那人自信地说道:“我齐国向来不以言获罪,更不得以一己私利而堵塞天下悠悠之口。……你说呢?”
“……一丘之貉。”
祝敬甫怔了一下,随即给自己倒了一杯酒,一饮而尽。
然后,站起身来,置那人于不顾,直接离开了酒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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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,论及于过去的史实,这句话还可引申为“内政修明而有敌国外患者,国必不亡!”、“内政不修而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”。
内政不修的涵义极广,举实例说明之,如政出多门,机构庞冗,横征暴敛,法令滋彰,宠佞用事,民困无告,货币紊乱,盗贼横行,水旱为灾等等都是。
而最普遍最传统的一个现象是官僚贪污。
这种现象是“一以贯之”,上述种种实例都和它有“母子关系”,也可以说是贪污是因,这些实例是果。
有了这些现象,才会有敌国外患,反之,如政治修明,则虽有敌国外患也不足为虑。
贪污这一现象,若是细心研读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,不禁令人很痛心地发现“无代无之”,竟然于史书同寿。
上下几千年,政简刑清,官吏廉洁,生民乐业的时代简直是黄钟大吕之音,少得可怜。
史家遇见这样的稀缺的时代,往往一唱三叹,低徊敬仰而不能自己。
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用尽了心力,想法子肃清贪污,树立廉洁的吏治,不外两种办法,第一种是厚禄,他们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顾廉耻,倒行逆施,主要原因是禄不足以养廉,若国家所给俸禄足够生活,则一般中人之资,受过道德教育的官员应该知道自爱。如再违法受赃,可以重法绳之。
第二种是严刑,国家制定法令,犯法的立置刑章,为众人所唾弃之。
前者如宋,后者如明,嗯,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初。
宋朝官俸最厚,给赐优裕,入仕的官员都能得到生活的保障,不必顾念身家,一心一意替国家做事。同时,宋律又有严刑重法,凡犯赃的官吏都杀无赦,太祖时代执法最严,朝堂内外官员犯赃者一定弃市。太宗时期也还能维持这法令,真宗时从轻改为杖流海岛。仁宗以后,姑息成风,吏治也日渐腐败,和初期的循良治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明朝和宋朝恰好相反,太祖洪武时期有惩于蒙元的覆败,用重刑治乱国,凡贪官污吏重则处死,轻则也会充军或罚做苦役,甚至立剥皮实草之刑,一时间,中外官吏无不重足屏息,奉公畏法。仁宣两代继以宽仁之治,一张一弛,倒也建设了几十年的清明政治。
正统以后,情形便大不相同。原因是明代官俸本来不厚,洪武年代还可全支,后来便采用折色的办法,以俸米折钞,又以布折俸米,朝官每月实得不过一二石,外官厚者不过三石,薄的一石二石,其余都折钞布,钞价贬值到千分之二三,折算实收一个正七品的知县不过得钱一二百文。
这种情况下,仰无以事父母,俯无以蓄妻子,除了贪污,更无别的法子可想。要知道,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有海瑞那般“高尚”的节操。
这种情况,明朝政府未尝不了解,却始终因循敷衍,不从根本解决,上下相蒙,贪污成为正常风气,时事也就不可问了。
齐国太祖皇帝出身于海上莽盗,跟随舅父和兄长历经诸多苦难,终至汉洲立足,遂有齐国之始,再继兴起制霸南洋。
然而,太祖皇帝之所以流落海上,沦为亡命盗寇,终其原因,乃为大明政治崩塌,使得官场贪污成行,以至于民不聊生,逼良为盗。
此等官僚,互相援引,民苦贪残者宦称卓异,不但不为察典所黜,而且连连升擢。搜括聚敛,号为常例,宣之此举为朝觐为考课之用,上言之而不讳,下闻之而不惊,使得朝廷颁一法令,地方兴建事业,都成为官吏的利益之源。
“以搜括所得经营升调,以官爵为性命,以钻刺为风俗,以贿赂为交际,以嘱托为当然,以循情为盛德,以请教为谦厚”。
即使被铨司察黜,最多也不过罢官,即使被抚按弹劾,最多不过为民,反正良田大宅,歌儿舞女,不但自己受用,连子孙的基业也已打好,区区一官,倒也无足留恋。
吏治的腐败,虽然不是甲申崩溃的主因,但绝对是崇祯自挂东南枝的重要前置条件之一。
故而,齐国在太祖时期,对官员贪污之行径,实难容忍,行重典惩处,虽不至于像大明洪武皇帝那般动辄剥皮实草,大行杀戮,但亦甚严苛,不仅剥除官身,远配苦寒偏远之地,还会殃及后人(犯事官员后人不得为官府录用)。至于所贪赃所财,亦会追赃务尽,穷其亲族。
太宗继位后,一切程规皆随太祖皇帝,继续维持重典治贪之法令,使得齐国在建国初期五十多年来,基本上保持了吏治清明的局面。
其实,齐国在立基之初,因为汉洲荒僻,开创艰难,再加上人才匮乏,诸多官吏所操持事务极为繁杂沉重,为此,太祖皇帝许以厚俸,以资勉励。
随着齐国的工业化迅速推进,经济高速发展,在很短的时间里,整个帝国便积聚了大量的财富,使得国内一片欣欣向荣,繁花似锦,而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薪俸也随之不断增长。
以秦国访问官员的角度来看,齐国的官俸堪比前宋,让人闻之,无不嫉妒得发狂。
“齐国京朝官员享有固定月俸,有春冬服,有职钱,有炭蔬车马之补,还有两餐之贴。……又有茶酒厨料之给,米面羊口之给,还有日常公用使钱,外调之薪。外官则别有应际车马之费,亦有役使之资。……即使小官书吏者,也应有茶汤之钱,给薪优渥。”
然而,纵使这般,人性之私,也难掩其心,贪腐官员,亦会纵死揽财。
至泰平年间,姑息犯事官员开始冒头,从严治吏,也出现松动,尤其是在近十年,贪腐之案频频发生,但惩治力度却渐显宽泛。
两年前,郢州(今澳洲纽卡斯尔市)贪腐窝案被人捅破,引得朝堂内外极大震动。
需知,郢州乃是帝国东南重镇,政治经济核心之所在,可不是什么偏远荒凉的海外领地。
但就是这种天不高皇帝不远的地方,居然爆发一场波及整个府城的贪污大案,上至民政通判,下至属县经吏,统统被卷入其中。
涉事官员不仅有世家大族出身的清贵子弟,还有各所知名大学堂毕业的“有为之士”,涉案的总金额也高达二十余万元,让人瞠目不已。
却未曾想到,这么一起大案,在一年多的侦办和审理后,居然只判决六人有罪,余者皆以事实不清,举证不明的理由轻轻放过。
“滑天下之大稽呀!”
《长安纪事》总编曹叔陵将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,然后重重地置于桌上,随即愤愤地说道:“郢州官员贪赃受惠,大兴地方大理寺纵容枉法,此乃人神共愤之事,人人得而唾之。”
“是呀,治国平天下的宏愿,在诸多官员的内心深处已然变为修身齐家为最终目标了。”长安著名撰稿人、文学大家祝敬甫冷笑道:“这修身,是修得自己脑满肥肠,这齐家嘛,则是贪得家财万贯,锦衣华宅。若是太祖皇帝尚存于此时,此等贪腐之辈怕是皆会远配苦寒之地,遇赦不赦,身后家族亲眷亦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甚至,罪责深重之人,还会被绞死于市,为万民所唾弃。”
“吏治不清,贪腐不除,枉法不尽,这时要置我齐国于前明之败境地呀!”曹叔陵痛惜地说道:“内阁诸公、大理寺卿、监察院就无人出来表示异议?难道我大齐朝堂内外皆是沆瀣一气的贪渎之辈?”
“或许,他们看不到,听不见。”
“看不到,听不见?……祝兄,你此话可就有些虚妄了!”
“不是吗?”祝敬甫提起酒壶为曹叔陵倒满酒杯,“升斗小民每日所关注者,无非就是市上的柴米油盐,还有每月辛苦赚的的薪俸能攒下几何,以及家中的妻儿老小能否过上更好的日子。至于官员贪腐,大理寺枉法,朝堂诸公的反应,于他们而言,几无任何关系,何不高高挂起,不闻于事?既然不是民生之大事,判决处置区区几名官员,朝堂诸公哪里还会再起言论,激起风波?如此,便是看不到,听不见。”
“此为掩耳盗铃矣!”曹叔陵疾色道:“难道他们皆为利益一体,休戚与共吗?”
“若是此案大办,于官场而言,震动太甚,对朝堂诸公也是有损颜面的。呵呵,那可是毁谤了官员的声名,损害了官员的体统。既如此,何不高高举起,轻轻放下,将这场惊天的贪腐窝案影响消散于无形,湮没在故纸堆中。”
“祝兄,你……,你……这是在尽心为那些贪渎官员说话?”
“不然呢?难不成站出来大声疾呼,抨击他们的无耻嘴脸,鞭挞他们的卑劣行径?”祝敬甫淡然地说道:“若不然,我要是敢写这些,你敢给我发出去吗?”
“有何不敢!”曹叔陵大声说道:“当年,太祖皇帝开启民智,创办报纸书刊,就是为了评说天下大事,监督国内不法之行,纠劾政府失政之举。我为《长安纪事》总编,自然要发出民间之声,大家之言,以舆论和风评来针刺纠举贪赃枉法之辈。”
“好!”祝敬甫笑着从身后挎包中摸出一叠手稿,递给对面的曹叔陵,“此稿乃是详尽披露郢州贪腐窝案之事,有多方举证,也有侦办之过程,更有诸多涉案人员的身份背景,以及具体贪腐受贿细节。这些东西,你可敢于《长安纪事》上刊发出去?”
“你……”曹叔陵顿时恍然,伸出右手来点了点对方,“合着,你早已就郢州贪腐窝案写了文稿,然后今日拉我过来,就是想以言语激我?”
“请曹兄恕罪。”祝敬甫郑重地向曹叔陵拱了拱手,“我等皆知,报纸书刊发表需内阁民政新闻司审查后,方允刊印。若是此文稿被呈于新闻司,必然会引来不小的风波。轻则警告停刊,重则封馆罚金,而曹兄数十年之力办起的《长安纪事》,也说不定会就此罢刊,被取消新闻牌照。……你可想好了?”
“祝兄,伱这可是小瞧了我的风骨。”曹叔陵拍了怕桌上的文稿,笑着说道:“为民发声,为国纠政,虽万劫不复,我亦无所惧矣!呵呵,倒是你呀,若是此文稿刊印发表,作为署名人,你可做好了应对之举?”
“哈哈……”祝敬甫端起桌上的酒杯,一口饮尽,大笑着说道:“大兴的监押所我待过,临淄的警察处我也进过,就是长安帝都的监所,我倒是没去感受一番,不知道是不是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?”
“好,若是你因此入监,我定当每日携上好酒食前来看你。”
“你为何笃定自己不会被抓入监?”
“不会。”曹叔陵笑眯眯地说道:“因为,我有一個了不起的祖宗,乃是太祖皇帝的从龙之臣。看在故去老人家的面子上,有些人当不至于将我抓去入监。”
“……”祝敬甫定定的看着对方,半响露出一丝鄙夷的神情,“……可耻而腐朽的权贵!”
“哈哈……”曹叔陵大笑起来,伸手抓起桌上的文稿,起身就要离开,“但我绝对是一个为国为民而敢于发声的权贵子弟。……此番,被你算计了一道,这顿酒食该你请。”
祝敬甫笑着挥挥手,并没起身相送,而是拿起筷子,端起酒杯,自顾自地吃了起来。
曹叔陵走了未多久,一名三旬左右的男子悄然从酒肆角落走了出来,然后径直坐在了祝敬甫对面。
“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,但我还是愿意被你利用。”祝敬甫筷子不停,一边吃着,一边看着面前的男子,“不管你们是狗咬狗也好,是官场上的彼此倾轧也罢,但想到那些贪腐官员的嘴脸,我便是气冲斗牛,情难自禁。想一想,万千普通小民为了三顿饱餐、妻儿抚育,而不得不劳心劳力地忍受工厂主的盘剥和压榨,最终所得不过十几块。而那些贪腐之辈却凭借手中权力,便能轻松落赃数以万计。……这世道,何其不公呀!”
“多行不义必自毙。”那人笑了笑,轻声说道:“若是民间有了书报刊物的声张,此等贪渎之辈必然无所容遁,为世人所唾弃。”
“是吗?”祝敬甫停下了筷子,嘲讽地说道:“你觉得揭露官员贪腐的文稿可以顺利通过新闻司的审查?”
“可以的。”那人自信地说道:“我齐国向来不以言获罪,更不得以一己私利而堵塞天下悠悠之口。……你说呢?”
“……一丘之貉。”
祝敬甫怔了一下,随即给自己倒了一杯酒,一饮而尽。
然后,站起身来,置那人于不顾,直接离开了酒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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