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6章 行商困局
在后世,赵源如果想构建这样的组织,那简直就是老寿星上吊,活得不耐烦了。
但是在当下的广东,反而有促成的可能,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经过鸦片战争之后,朝廷对于广东的控制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深。
主要原因就一个,广州距离京师实在太远了,远到广州发生的很多事情,京师完全处于不知情的状态
就好比这一次的鸦片战争,道光皇帝深居京城,他所了解的情况和实际发生的情况,几乎完全不同,以致于在决策上屡屡出现重大失误——对这场战争,从禁烟到断交,从战争开始到和议告成,都是道光帝一手决断的。
在战争之初,道光皇帝本身持有主战态度,却对对手压根一无所知,甚至认为这一战一定可以让英国人降服,为此他甚至是最强硬的主战派,要求‘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,惟林是问,所有沿海各直省督抚,已降旨尽心严密防堵,不留去路矣。’
而在这个过程中,由于通信条件极其不发达,正常驿递需要足足一个月时间,而百里加急,则需要二十多天;如果是五百里加急,也需要十五天左右,这也导致各地军情既不能及时传递到京城,皇帝的谕旨也不能及时抵达前线,这也导致清廷的决策比实际慢了许多。
正因为如此,在前线作战失利后,主帅奕山为了保住官位,不惜夸大敌情,谎报战果,甚至为了赎回广州城,奕山交出六百万元赎城费,并全盘接受了英军提出的条件——而这些情况在奕山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丝毫没有得到体现,反而欺骗皇帝声称英军在广州城下“免冠作礼,恳请大清皇帝开恩,追完商欠,俯准通商……英夷感恩戴德,免冠感伏,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。”
在奕山把丧权辱国的赔款美化成商欠,将英军称为‘免冠感伏’时,道光皇帝便与真相彻底无缘,他甚至对奕山大加赞赏。
而除了一个奕山,其他的清廷官员们也都纷纷谎话连篇,真相自然也就越走越远。
赵源正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,他才不会将清廷放在眼里——只要他不公然打出造反的旗号来,这些地方官员们又怎么会想不开与他为难?
说个难听的,就算是耆英知道了这个消息,他想到的也绝不是上报,而是怎么从中分润更多的好处,毕竟千里做官只为财
赵源将这一桩计划完善了一番,他自然是率先找到潘老爷子——要做成这件事,没有潘家的威望可搞不定。
潘正炜在得知赵源要拿出汇丰银行时,顿时惊讶不已,道:“看不出来,你小子的眼光竟然这么远大?”
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潘正炜对赵源的能力没有丝毫怀疑,唯独对他的眼光有些怀疑,就怕这小子彻底钻进了钱眼里。
赵源轻声感叹道:“只有人掌控钱的道理,哪有钱掌控人的道理?”
“说的好。”
潘正炜感慨道:“你能有这样的胸怀,这件事也就成了一半,不过你想好从哪方面入手吗?”
广东工商界千头万绪,也可以说是一盘散沙,想要从中找到线头并不容易。
赵源毫不犹豫道:“自然是十三行。”
潘正炜缓缓点头,脸上露出了一丝沉思。
广州十三行固然已经日趋没落,但此时却未尝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
当然,赵源想要从十三行入手,就必须要足够了解目前广州十三行所面对的内外困境,这样才能真正找到解决的办法。
在潘正炜看来,主要有两方面的缘故,一是粤海关对于行商的压迫和责任转移,二则是鸦片战争以来越发强势的外商集团竞争。
康熙二十三年,清廷正式开放海禁,特设粤、闽、江、浙四海关,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就关闭了其中的闽、江、浙三关,仅仅留下了粤海关对外贸易,而在鸦片战争前,粤海关并不直接管理来粤贸易的外国商人,而是通过特许商行十三行进行管理,这也奠定了十三行的特殊地位。
当然,随着鸦片战争结束后,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制度被废除,也就使得十三行失去了最大的优势。但与此同时,粤海关对于行商的敲诈勒索却始终没有停止,其中更是涉及到多种名目。
首先,粤海关常常借征收税饷及“规礼”名目敲诈勒索,其中名目更是多如牛毛,比如1801年,粤海关勒令加征货物税饷有294种,同年,行商每年备贡银由5.5万两增至9.5万两,连嘉庆皇帝的五十岁大寿,行商也需要进贡12万两寿银,60岁大寿须进贡13万两寿银;
其次,粤海关针对行商们定下了一百多项规礼,其中各项规礼加起来就多达十余万两,以致于后来英国商人洪任辉向朝廷投诉粤海关勒索“规礼”的腐败行为,引起了广泛的热潮。
再其次,粤海关还常常借捐款赈灾的名义敲诈勒索,像曾经的粤海关监督佶山曾勒索逼迫行商第一首领、万和行的蔡世文破产,以致于蔡吞服鸦片自杀,就连后来潘家也被勒索过,要求行商首领潘有度毫无理由的捐款五十万两银子。
其中最有名的,便是怡和行首领伍秉鉴,为了求得一份平安,接连从1801年至1843年,不得不向官吏贿赂和送礼,前后共达一千六百余万两,甚至在鸦片战争结束后,还被勒令旧行商偿还条约规定的外商债务三百万两,其中伍家就要单独承担一百万两。而在伍家出了这一笔前后,粤海关却仍然没有放过他,继续勒逼伍家偿还烟价余款,导致伍秉鉴含恨而亡。
可以说,这样长期持续的敲诈勒索在行商中是时长发生的,行商们为了保住身价财产,甚至还创设行佣基金,即从各行商进出口货物交易中抽收款项,专门用来应对官府的勒索,而这一笔银子后来又被官府挪走了。
即便如此,行商们的破产也是接二连三,像裕源行、万成行、会隆行、达成行以及福隆行都为此破产,就连身价厚实的潘家还有卢家都曾经一度停业,像早年间开业的二十六家行商,到了1801年仅有8家开业,1829年仅存7家,其他大部分都破产倒闭。
除了粤海关的勒索以外,西方外商大规模进入中国,他们大批来到广州,用各种方式展开竞争,使原已极狭小的西方工业品市场更为拥挤,又扶植行外商人与行商抗争,给行商们的经营也带来了重大的困难和损失,甚至连东印度公司也阻挡不住自由商人的竞争,竞争之激烈残酷由此可见一斑。
后来鸦片战争爆发以后,清政府下令断绝中英贸易,广州十三行因此失去了主要的交易对手,洋货来源寥寥,而后制定的《江宁条约》,更是让广州十三行逐渐成为历史名词,而国际贸易的物流中心也渐渐被香港和上海所取代。
谈论起这些辛酸往事,潘正炜这样经历过风雨的老人都忍不住老泪纵横,他回想起当年潘家被朝廷压榨,被外商们围剿后,导致同孚行不得不停业,心中都极为不甘,后来潘家之所以转型,从商贾之家转入仕途,便也是存着这般心思。
“秀山,老夫倒也不是托大,汇丰行发家太快,以致于粤海关的人还没有特别重视,亦或者他们存着别的想法,但是将来迟早有一天,他们会找到你,到了那个时候,哪怕是耆英,只怕也很难护住你的汇丰行。”
潘正炜轻轻叹了一口气,道:“若是真能打造出一个这样的工商同盟会出来,老夫愿为你奔走,相信他们那些还在的家伙,总能给老夫一点薄面——只是接下来的路,还得你自己走。”
赵源并没有多么开心,他的心中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——潘正炜的这一番话,无疑于点出了他面对的真正对手,那就是大清朝。
大清皇帝的确距离广东很远,但是放在广东的粤海关监督,无疑就是一条饿狼,时时刻刻盯着广州的行商们,只要有机会,他们就会冲杀来撕咬一口。
赵源已经明白过来,他眼下所面临的情况其实都是一体两面,他需要发展工商业,来积蓄力量,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,毫无疑问也会得到朝廷的关注,进而导致朝廷提前动手,将他发展的果子给提前摘掉。
一想到这里,赵源顿时有些为难,太平天国运动还有五年时间才会爆发,直到那时候清廷才会将目光转移出去,可是现在却怎么办?
赵源不是没有想过提前举事的可能,但是一想到提前举事将会面临全面的反扑,他心中就有些担忧,说起来,他赵源也不是圣人,自然不想做为他人嫁衣裳的伟大事业。
忽然,他想起来了郑芷和洪仁玕,或许可以利用他们来折腾折腾,至少先为他转移转移注意力,至少不能让官府一直盯着自己的举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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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在当下的广东,反而有促成的可能,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经过鸦片战争之后,朝廷对于广东的控制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深。
主要原因就一个,广州距离京师实在太远了,远到广州发生的很多事情,京师完全处于不知情的状态
就好比这一次的鸦片战争,道光皇帝深居京城,他所了解的情况和实际发生的情况,几乎完全不同,以致于在决策上屡屡出现重大失误——对这场战争,从禁烟到断交,从战争开始到和议告成,都是道光帝一手决断的。
在战争之初,道光皇帝本身持有主战态度,却对对手压根一无所知,甚至认为这一战一定可以让英国人降服,为此他甚至是最强硬的主战派,要求‘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,惟林是问,所有沿海各直省督抚,已降旨尽心严密防堵,不留去路矣。’
而在这个过程中,由于通信条件极其不发达,正常驿递需要足足一个月时间,而百里加急,则需要二十多天;如果是五百里加急,也需要十五天左右,这也导致各地军情既不能及时传递到京城,皇帝的谕旨也不能及时抵达前线,这也导致清廷的决策比实际慢了许多。
正因为如此,在前线作战失利后,主帅奕山为了保住官位,不惜夸大敌情,谎报战果,甚至为了赎回广州城,奕山交出六百万元赎城费,并全盘接受了英军提出的条件——而这些情况在奕山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丝毫没有得到体现,反而欺骗皇帝声称英军在广州城下“免冠作礼,恳请大清皇帝开恩,追完商欠,俯准通商……英夷感恩戴德,免冠感伏,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。”
在奕山把丧权辱国的赔款美化成商欠,将英军称为‘免冠感伏’时,道光皇帝便与真相彻底无缘,他甚至对奕山大加赞赏。
而除了一个奕山,其他的清廷官员们也都纷纷谎话连篇,真相自然也就越走越远。
赵源正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,他才不会将清廷放在眼里——只要他不公然打出造反的旗号来,这些地方官员们又怎么会想不开与他为难?
说个难听的,就算是耆英知道了这个消息,他想到的也绝不是上报,而是怎么从中分润更多的好处,毕竟千里做官只为财
赵源将这一桩计划完善了一番,他自然是率先找到潘老爷子——要做成这件事,没有潘家的威望可搞不定。
潘正炜在得知赵源要拿出汇丰银行时,顿时惊讶不已,道:“看不出来,你小子的眼光竟然这么远大?”
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潘正炜对赵源的能力没有丝毫怀疑,唯独对他的眼光有些怀疑,就怕这小子彻底钻进了钱眼里。
赵源轻声感叹道:“只有人掌控钱的道理,哪有钱掌控人的道理?”
“说的好。”
潘正炜感慨道:“你能有这样的胸怀,这件事也就成了一半,不过你想好从哪方面入手吗?”
广东工商界千头万绪,也可以说是一盘散沙,想要从中找到线头并不容易。
赵源毫不犹豫道:“自然是十三行。”
潘正炜缓缓点头,脸上露出了一丝沉思。
广州十三行固然已经日趋没落,但此时却未尝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
当然,赵源想要从十三行入手,就必须要足够了解目前广州十三行所面对的内外困境,这样才能真正找到解决的办法。
在潘正炜看来,主要有两方面的缘故,一是粤海关对于行商的压迫和责任转移,二则是鸦片战争以来越发强势的外商集团竞争。
康熙二十三年,清廷正式开放海禁,特设粤、闽、江、浙四海关,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就关闭了其中的闽、江、浙三关,仅仅留下了粤海关对外贸易,而在鸦片战争前,粤海关并不直接管理来粤贸易的外国商人,而是通过特许商行十三行进行管理,这也奠定了十三行的特殊地位。
当然,随着鸦片战争结束后,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制度被废除,也就使得十三行失去了最大的优势。但与此同时,粤海关对于行商的敲诈勒索却始终没有停止,其中更是涉及到多种名目。
首先,粤海关常常借征收税饷及“规礼”名目敲诈勒索,其中名目更是多如牛毛,比如1801年,粤海关勒令加征货物税饷有294种,同年,行商每年备贡银由5.5万两增至9.5万两,连嘉庆皇帝的五十岁大寿,行商也需要进贡12万两寿银,60岁大寿须进贡13万两寿银;
其次,粤海关针对行商们定下了一百多项规礼,其中各项规礼加起来就多达十余万两,以致于后来英国商人洪任辉向朝廷投诉粤海关勒索“规礼”的腐败行为,引起了广泛的热潮。
再其次,粤海关还常常借捐款赈灾的名义敲诈勒索,像曾经的粤海关监督佶山曾勒索逼迫行商第一首领、万和行的蔡世文破产,以致于蔡吞服鸦片自杀,就连后来潘家也被勒索过,要求行商首领潘有度毫无理由的捐款五十万两银子。
其中最有名的,便是怡和行首领伍秉鉴,为了求得一份平安,接连从1801年至1843年,不得不向官吏贿赂和送礼,前后共达一千六百余万两,甚至在鸦片战争结束后,还被勒令旧行商偿还条约规定的外商债务三百万两,其中伍家就要单独承担一百万两。而在伍家出了这一笔前后,粤海关却仍然没有放过他,继续勒逼伍家偿还烟价余款,导致伍秉鉴含恨而亡。
可以说,这样长期持续的敲诈勒索在行商中是时长发生的,行商们为了保住身价财产,甚至还创设行佣基金,即从各行商进出口货物交易中抽收款项,专门用来应对官府的勒索,而这一笔银子后来又被官府挪走了。
即便如此,行商们的破产也是接二连三,像裕源行、万成行、会隆行、达成行以及福隆行都为此破产,就连身价厚实的潘家还有卢家都曾经一度停业,像早年间开业的二十六家行商,到了1801年仅有8家开业,1829年仅存7家,其他大部分都破产倒闭。
除了粤海关的勒索以外,西方外商大规模进入中国,他们大批来到广州,用各种方式展开竞争,使原已极狭小的西方工业品市场更为拥挤,又扶植行外商人与行商抗争,给行商们的经营也带来了重大的困难和损失,甚至连东印度公司也阻挡不住自由商人的竞争,竞争之激烈残酷由此可见一斑。
后来鸦片战争爆发以后,清政府下令断绝中英贸易,广州十三行因此失去了主要的交易对手,洋货来源寥寥,而后制定的《江宁条约》,更是让广州十三行逐渐成为历史名词,而国际贸易的物流中心也渐渐被香港和上海所取代。
谈论起这些辛酸往事,潘正炜这样经历过风雨的老人都忍不住老泪纵横,他回想起当年潘家被朝廷压榨,被外商们围剿后,导致同孚行不得不停业,心中都极为不甘,后来潘家之所以转型,从商贾之家转入仕途,便也是存着这般心思。
“秀山,老夫倒也不是托大,汇丰行发家太快,以致于粤海关的人还没有特别重视,亦或者他们存着别的想法,但是将来迟早有一天,他们会找到你,到了那个时候,哪怕是耆英,只怕也很难护住你的汇丰行。”
潘正炜轻轻叹了一口气,道:“若是真能打造出一个这样的工商同盟会出来,老夫愿为你奔走,相信他们那些还在的家伙,总能给老夫一点薄面——只是接下来的路,还得你自己走。”
赵源并没有多么开心,他的心中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——潘正炜的这一番话,无疑于点出了他面对的真正对手,那就是大清朝。
大清皇帝的确距离广东很远,但是放在广东的粤海关监督,无疑就是一条饿狼,时时刻刻盯着广州的行商们,只要有机会,他们就会冲杀来撕咬一口。
赵源已经明白过来,他眼下所面临的情况其实都是一体两面,他需要发展工商业,来积蓄力量,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,毫无疑问也会得到朝廷的关注,进而导致朝廷提前动手,将他发展的果子给提前摘掉。
一想到这里,赵源顿时有些为难,太平天国运动还有五年时间才会爆发,直到那时候清廷才会将目光转移出去,可是现在却怎么办?
赵源不是没有想过提前举事的可能,但是一想到提前举事将会面临全面的反扑,他心中就有些担忧,说起来,他赵源也不是圣人,自然不想做为他人嫁衣裳的伟大事业。
忽然,他想起来了郑芷和洪仁玕,或许可以利用他们来折腾折腾,至少先为他转移转移注意力,至少不能让官府一直盯着自己的举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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