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6章 山雨欲来
【山雨欲来】刘守光在覆灭前,急派韩延徽到塞北乞求契丹援助,将中原的虚实尽告契丹。契丹素知中原混乱,却不知已然如此混乱,于是就有了南下趁火打劫的念头。在韩延徽的辅佐下,贞明二年2月,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,正式建国称帝。改国号为“契丹”,建元“神策”,定都上京临潢府;群臣给耶律阿保机呈上尊号“大圣大明天皇帝”,给述律平呈上尊号“应天大明地皇后”;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。耶律阿保机是“天皇帝”,妻子述律平是“地皇后”,长子耶律倍是“人皇王”,取意三才“天、地、人”。“三才”出自《易经》:“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……三才之道也”。除此之外,耶律阿保机还下诏兴修孔庙。由此可见中原文化对草原民族的巨大影响。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后,后梁朱友贞立刻派来使节予以承认。按道理来说,后梁继承了大唐帝国的衣钵,是契丹人的宗主国,契丹建国称帝对于后梁来说是公开叛乱、“塞独”。然而朱友贞却第一时间予以承认,并建立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,这当然是由于河东李存勖的存在,后梁需要契丹人给李存勖制造麻烦。与后梁中央政府使节接肘而至的,是杭州钱镠派来的使节,同样是友好访问。这就非常有意思了,几股政治势力形成了叠罗汉式的分布,由北往南依次是契丹、河东、后梁、淮南、杭州。相邻的是敌人,相隔的是朋友。我们权且把他们的外交策略称为“至尊汉堡”式外交,饼与饼、肉与肉联合,饼与肉不共戴天。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后,立即御驾亲征,清剿了草原上的残余势力,突厥、吐浑、党项、沙陀诸部,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,“皆平之”。取得了辉煌战果,俘虏酋长及部众数千人、铠甲兵器等九十余万、牛羊驼马无计其数。大大增加了大辽国力,更极大地提高了大辽声望。于是,同年8月,耶律阿保机集结起三十万大军,对外号称百万之众,南下侵袭,势如破竹,一口气攻占河东治下的朔州,生擒朔州振武军节度使李嗣本。随后派人给云州大同防御使李存璋送去书信,索要巨额赎金。李存璋将契丹使节斩杀,积极备战。契丹军队遂对云州发动攻击。李存璋顽强抵抗。于是契丹包围云州之后,向东进攻蔚、新、武、妫、儒五州,斩杀一万四千七百余人,掳掠无数。经此一战,大辽国的版图迅速向南扩张,自代北至河曲、再到阴山。耶律阿保机改武州为归化州,改妫州为可汗州,设置“西南面招讨司”,正式将今天的山西北部、河北西北部划入大辽国版图。代北,是沙陀部落的龙兴之所,李国昌、李克用就是自代北起兵;而阴山,更是中原人的心理预警线,被视作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,“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”。而如今,游牧民族已经将触角伸进了传统意义中的“中原”。耶律阿保机攻打朔州的时候,也许因为年久失修,城楼无故自坏,契丹军队遂趁机鼓噪入城,轻松拿下。当时后梁和杭州使节都在大辽国,耶律阿保机热情邀请使团前往参观游览,向他们展示大辽军力,顺便暗示大辽国有神灵暗中庇佑。李存勖得到契丹犯边的消息后,从河北前线返回,亲率大军赴援云州。耶律阿保机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,没必要付出重大代价跟李存勖死磕,于是解围撤走。李存勖班师太原,擢升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。李存勖认真分析了时局,做出了判断:当前的头号敌人仍是后梁朱友贞,契丹人只是趁火打劫。契丹人要钱,后梁要命。于是,虽然遭受了大辽国无缘无故的攻打,并且蒙受了巨大损失,但李存勖仍然派人出访大辽,继续以叔父、婶娘礼对待耶律阿保机夫妇,提议建立友好的双边互助合作关系。河东使节抵达大辽后,韩延徽私下里交给他一封书信,请他帮忙带给李存勖。信中,韩延徽向李存勖解释了自己以探母为由、北事契丹的缘由始末:“非不恋英主,非不思故乡,所以不留,正惧王缄之谗耳!”在信的末尾,韩延徽恳请李存勖善待自己留在幽州的老母,并向李存勖做出承诺:“延徽在此,契丹必不南牧。”韩延徽是非常聪明的。表面上看,他是把老母留在河东当人质,换取李存勖的信任,积极推进睦邻友好。实际上,则是要挟李存勖:善待我妈,否则,我一定教唆契丹南下,灭你!说话听声,锣鼓听音。韩延徽投身契丹,却把母亲留在敌国,同时获得了敌我双方的共同信任,都认为韩延徽时忠于己方的。韩延徽成了两头吃香的双重间谍。史书上对韩延徽充满溢美之词,认为他对推动两国和平作出了不朽的贡献,应该追授诺贝尔和平奖。史籍记载:“故终同光之世,契丹不深入为寇,延徽之力也。”然而有人对此提出质疑,拿着《资治通鉴》,反驳得有理有据,“瞧,916年刚说了契丹不深入为寇,917年契丹就大举入侵幽州,权威史书打脸了!”首先,请正确理解“不深入为寇”。非要咬文嚼字的话,契丹只是在中原的门口蹭了蹭。其次,再看前半句,“终同光之世”,同光是李存勖建立后唐之后的年号,公元923年4月,李存勖建国称帝,改元同光。狭义来讲,契丹在923年以前的入侵要排除。当然,我们可以说“同光之世”应该理解为整个的李存勖时代,以支持通鉴打脸说。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了:韩延徽的这封书信是何时写的。史籍对此并无明确的时间节点,只说李存勖遣使通好,韩延徽借机捎回书信。双方的使者往来比较频繁,能够载入史籍的,只是比较大规模或者说意义比较重大的,究竟是哪一次的使节捎回的书信,无从考证。再者,史书虽然以严谨、客观为基本导向,但史官也摆脱不了浪漫主义情怀,例如欧阳修,倒不能说是艺术加工,但一定程度的润色是有的。对于《资治通鉴》的正确理解,应该是韩延徽的确为两国友好做出了突出贡献,就不要纠结细节了。当契丹人满载而归的时候,河东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兵变,再一次为契丹人提供了可趁之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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