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01章 待宰羔羊(上)
【待宰羔羊】
相比于后周的蒸蒸日上,南唐的情况简直就是惨不忍睹了。
1,自然灾害
广顺二年,淮南大旱;
广顺三年3月,南唐首都昇州发生重大火灾,据史料记载,这场火灾持续了一个多月,“焚庐舍营署殆尽”,陆游在《南唐书》中记载“焚官寺民庐数千间”。
从本年6月开始,一直到次年3月,滴雨未下,南唐全国大旱,“井泉竭涸,淮流可涉”,淮南的第一道然屏障——淮河,形同虚设,不会游泳的人,也可以卷起裤管、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,轻松蹚水过河。
老规矩,持续的旱灾必然导致蝗灾,而大饥荒也将接踵而至,随之而来的则是瘟疫。淮南百姓民不聊生,于是大量向北流亡,逃入后周境内。
其实前文在讲郭威专题的时候也提到过淮南的大饥荒,郭威表示中原人、淮南人,大家都是都中国人,本着壤主义精神,对淮南出售平价粮食。
2,外援断绝
这是一场极为轰动的政治暗杀事件,然而史籍对茨记载却是寥寥几笔,而且在时间上存在重大误差:
“保大十二年……七月,契丹使其舅来聘,夜宴清风驿,盗斩其首亡去,捕之不得,或以为周将荆罕儒所遣。”——《十国春秋》
“……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,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客使杀之。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,酒酣,起更衣,久不返,视之,失其首矣。”——《资治通鉴》
“应历九年……秋九月,辽帝遣其舅使于唐,中国疑惮,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刺客,使杀之。南唐夜宴辽使于清风驿,酒酣,起更衣,久不返,视之,则失其首矣。”——《契丹国志》
稍作总结:
案发地点,毫无争议,都是在清风驿,清风驿在南唐首都昇州境内,也就是今的江苏省南京市,这位刺客潜入南唐首都暗杀辽国特使;
凶案主谋,也无争议,《十国春秋》的比较谨慎,只后周大将荆罕儒具有重大作案嫌疑,而《资治通鉴》和《契丹国志》则斩钉截铁地宣布荆罕儒就是幕后主谋,是他招募的刺客,买凶杀人;
作案过程,也无争议,在清风驿中,辽国使团喝得酣畅淋漓,担任团长的这位契丹外戚,中途去厕所方便,去了好久不见回来,众人前去查看,才发现他已经被人砍下了头颅,凶手带着头颅逃之夭夭;
而至于案发时间,则存在巨大争议,《十国春秋》案发于公元954年7月,而《资治通鉴》和《契丹国志》则是959年。
蹊跷的是,《旧五代史》和《新五代史》中对此只字未提,至于荆罕儒本尊的传记,《宋史·荆罕儒传》也无此事的相关记载;而对辽国历史最权威的《辽史》同样没有相关记载。
954年初,“高平之战”;而959年,后文会讲到,柴荣北伐,主要目标就是契丹。所以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,契丹都有充分的理由向南唐派去高级别使团,以最大的诚意寻求南北夹攻中原,从而起到牵制后周的作用。
另外,我看有些资料的翻译非常粗暴,把“舅”直接翻译成“舅舅”,也就是把本案的受害者直接成是辽穆宗的舅舅。我在上文描述时,特意谨慎地使用了“契丹外戚”一词,因为这里涉及一个的历史常识,文献中的“舅”不一定是舅舅,也可能是大舅哥、舅子,有时候还可能指舅爷爷或者五舅姥爷……总之,翻译成外戚,是百分之百不会错误,而非是“舅舅”的话,就要拿出相关的证据,否则就是望文生义,低级纰漏。
不管受害者是辽穆宗的舅舅还是他的大舅哥、舅子,总之,是大辽国皇亲国戚、王公贵胄,在南唐首都遭人暗杀,凶手逍遥法外,这让南唐陷入到了极大的被动之中,解释不清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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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于后周的蒸蒸日上,南唐的情况简直就是惨不忍睹了。
1,自然灾害
广顺二年,淮南大旱;
广顺三年3月,南唐首都昇州发生重大火灾,据史料记载,这场火灾持续了一个多月,“焚庐舍营署殆尽”,陆游在《南唐书》中记载“焚官寺民庐数千间”。
从本年6月开始,一直到次年3月,滴雨未下,南唐全国大旱,“井泉竭涸,淮流可涉”,淮南的第一道然屏障——淮河,形同虚设,不会游泳的人,也可以卷起裤管、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,轻松蹚水过河。
老规矩,持续的旱灾必然导致蝗灾,而大饥荒也将接踵而至,随之而来的则是瘟疫。淮南百姓民不聊生,于是大量向北流亡,逃入后周境内。
其实前文在讲郭威专题的时候也提到过淮南的大饥荒,郭威表示中原人、淮南人,大家都是都中国人,本着壤主义精神,对淮南出售平价粮食。
2,外援断绝
这是一场极为轰动的政治暗杀事件,然而史籍对茨记载却是寥寥几笔,而且在时间上存在重大误差:
“保大十二年……七月,契丹使其舅来聘,夜宴清风驿,盗斩其首亡去,捕之不得,或以为周将荆罕儒所遣。”——《十国春秋》
“……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,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客使杀之。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,酒酣,起更衣,久不返,视之,失其首矣。”——《资治通鉴》
“应历九年……秋九月,辽帝遣其舅使于唐,中国疑惮,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刺客,使杀之。南唐夜宴辽使于清风驿,酒酣,起更衣,久不返,视之,则失其首矣。”——《契丹国志》
稍作总结:
案发地点,毫无争议,都是在清风驿,清风驿在南唐首都昇州境内,也就是今的江苏省南京市,这位刺客潜入南唐首都暗杀辽国特使;
凶案主谋,也无争议,《十国春秋》的比较谨慎,只后周大将荆罕儒具有重大作案嫌疑,而《资治通鉴》和《契丹国志》则斩钉截铁地宣布荆罕儒就是幕后主谋,是他招募的刺客,买凶杀人;
作案过程,也无争议,在清风驿中,辽国使团喝得酣畅淋漓,担任团长的这位契丹外戚,中途去厕所方便,去了好久不见回来,众人前去查看,才发现他已经被人砍下了头颅,凶手带着头颅逃之夭夭;
而至于案发时间,则存在巨大争议,《十国春秋》案发于公元954年7月,而《资治通鉴》和《契丹国志》则是959年。
蹊跷的是,《旧五代史》和《新五代史》中对此只字未提,至于荆罕儒本尊的传记,《宋史·荆罕儒传》也无此事的相关记载;而对辽国历史最权威的《辽史》同样没有相关记载。
954年初,“高平之战”;而959年,后文会讲到,柴荣北伐,主要目标就是契丹。所以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,契丹都有充分的理由向南唐派去高级别使团,以最大的诚意寻求南北夹攻中原,从而起到牵制后周的作用。
另外,我看有些资料的翻译非常粗暴,把“舅”直接翻译成“舅舅”,也就是把本案的受害者直接成是辽穆宗的舅舅。我在上文描述时,特意谨慎地使用了“契丹外戚”一词,因为这里涉及一个的历史常识,文献中的“舅”不一定是舅舅,也可能是大舅哥、舅子,有时候还可能指舅爷爷或者五舅姥爷……总之,翻译成外戚,是百分之百不会错误,而非是“舅舅”的话,就要拿出相关的证据,否则就是望文生义,低级纰漏。
不管受害者是辽穆宗的舅舅还是他的大舅哥、舅子,总之,是大辽国皇亲国戚、王公贵胄,在南唐首都遭人暗杀,凶手逍遥法外,这让南唐陷入到了极大的被动之中,解释不清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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