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82章 红顶商人
这一年闽国大乱。王延政于建州称帝,建立大殷政权,闽国一分为二,内战进入到最激烈的阶段,不久之后,福州禁军将领朱文进、连重遇弑杀王延羲自立,王延政派兵攻打福州,其将领李仁达阵前倒戈,叛投福州朱文进。
闽国毕竟是王氏几代的基业,闽国各地将领和官员纷纷响应王延政,将叛贼朱文进、连重遇诛杀,迎接王延政进入福州,闽国迎来了短暂的统一。随后南唐趁火打劫,背刺建州,王延政急忙救援老巢,无暇对福州进行精耕细作。
李仁达此前背叛王延政,故而惴惴不安,担心王延政处理完建州事务后会反攻倒算,于是趁王延政回师救援建州之际,发动“福州兵变”,控制福州。李仁达自知实力不足以抗衡王延政,于是拥立了一位和瑟—卓岩明作为傀儡皇帝,并向中央朝廷——后晋称臣。
很快,李仁达又将意志不坚定的部将和卓岩明诛杀,总领福州事务,同时向南唐和后晋称臣,以防备王延政的反扑。
当时后晋陷入“晋辽大战”,且在第二年就宣告灭亡,所以无暇南顾,虽表示承认李仁达,但根本无法向福州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帮助;南唐李璟正在建州与王延政激战,敌饶敌人就是我的朋友,因此欣然接纳李仁达的称臣,并承认其对福州的割据。
很快,建州被南唐攻克,王延政被俘虏,南唐吞并了五分之三的闽国,只剩下福州、泉州。为扩大势力,福州李仁达找茬攻打泉州,却不料泉州将领留从效渔翁得利,割据泉州,并向南唐称臣。
至此,南唐吞并了除福州以外的全部闽国领土。于是,李璟对福州李仁达含情脉脉,“来吧,入朝喝茶吧。”“四凶五鬼”集团的领袖陈觉为了抢夺福州功劳,矫诏调兵,擅自进攻福州,一路推进到福州城下,攻克了福州外城。
李仁达走投无路,便于946年10月改名为李达,主动避钱弘佐的讳示乖,派心腹徐仁宴、李廷锷等驰赴杭州,向吴越国称臣,请求军援。
钱弘佐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对策。结果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反对出兵,跟上一次反对出兵建州一样,大家又反对出兵福州,有了上次建州的惨痛教训,这次反对派们的声音更洪亮了,摆事实讲道理,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赔本儿买卖坚决不能再做了。
唯独内衙都监水丘昭券坚决要求出兵。水丘,复姓,水丘昭券同志也是“皇亲国戚”,钱镠的母亲就是水丘氏,也就是钱镠有个姓水丘的姥爷。据钱镠出生的时候,红光满屋,钱镠的父亲钱宽被吓懵圈了,认为这是生了一个怪物,于是就想把钱镠丢弃在一口大井旁,水丘氏得知后极力劝阻,这才救了钱镠一命,所以钱镠的乳名就桨婆留”,而那口井也被后人命名为“婆留井”。水丘氏对钱镠有重生再造之恩。
不过水丘昭券跟钱镠的辈分就不好考证了,不知道是甥舅还是表兄弟。总之,是以“皇亲国戚”的身份进入了核心权力圈,成为内衙都监。
水丘昭券同志高瞻远瞩,吴越国与闽国唇齿相依,且救邻恤灾乃古之通义,没有不出兵的道理。南唐昨吞并了建州,今若再吞并福州,那么明就该来杭州了。
钱弘佐深以为然,于是道:“唇亡齿寒,春秋明义。吾为下元帅,曾不能恤邻难,将安用之?诸将跃马食肉,独不肯以身先我乎?有异议者,斩!”
就在半年前,后晋朝廷刚刚授予钱弘佐同志“下兵马都元帅”的荣誉头衔,被钱弘佐拿来事。
只因自己是“下兵马都元帅”,就要替行道?显然这是堂而皇之地口号而已。那么唇亡齿寒才是钱弘佐决定出兵的原因吗?这也只是钱弘佐的借口。
战争是政治的延续,钱弘佐年幼势孤,文武将校多有不服,因此迫切需要一场对外战争来整合政治资源,树立威望、锻炼队伍,迅速建立起以钱弘佐为核心的权力体系。这才是钱弘佐决定出兵福州的关键因素。
钱弘佐命水丘昭券挂帅,红顶商人程昭悦掌管后勤,宰相元德昭为军师,以大将张筠、赵承泰为统军使,率军三万,水陆并进,军援福州。
于是就上演了前文闽国专题中提到的“白虾浦之战”。
南唐早就做好林御吴越国武装干涉的准备,在福州沿海各处适合登陆的地点都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,重兵布防,而只有福州南面的白虾浦防守较为松懈。这不是南唐的疏忽,因为白虾浦的自然条件并不利于登陆作战,滩头是一大片泥泞的滩涂沼泽,如果敌人选择在辞陆,无异于自寻死路,成为守军射手的活靶子。
吴越国军队最终选择了在白虾浦碰运气,因为吴越国的地面部队已经进入福州城协防,但反攻失利,被南唐军队压缩进内城,内外联系被切断;如果吴越国的水面部队不能及时撕开缺口,那么南唐很有可能会把吴越国地面部队连同李仁达一起包了饺子。
对于这次登陆,吴越国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,用竹筏充当登陆艇,应对滩涂沼泽,然而效果并不理想,被南唐守军的超饱和式火力覆盖所逼退。
此时,吴越国水师焦急地徘徊在近海,进退两难,似乎又要复制几年前的建州之战,告慰抑郁而死的仰仁诠同志。
南唐军中有位闽国降将,名叫孟坚,他将吴越国援军的处境看得十分通透,一语道破机:福州孤城,弹尽粮绝,海上吴越援军力不从心、进退两难,只需用强弓硬弩守住白虾浦,牵制住海上,福州城旦夕可破。
然而南唐主帅冯延鲁却下达了一条匪夷所思的命令:守军撤出白虾浦,任由吴越水师登陆。
正是这条命令,让吴越国援军上演绝境反杀,实现逆风翻盘,而原本稳操胜券的南唐军队则一溃千里,国力大伤,从此一蹶不振,直至被大宋吞并。主流历史观点一致认为这一战才是南唐的“灭国之战”,南唐亡于李煜,而罪在冯延鲁的白虾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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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国毕竟是王氏几代的基业,闽国各地将领和官员纷纷响应王延政,将叛贼朱文进、连重遇诛杀,迎接王延政进入福州,闽国迎来了短暂的统一。随后南唐趁火打劫,背刺建州,王延政急忙救援老巢,无暇对福州进行精耕细作。
李仁达此前背叛王延政,故而惴惴不安,担心王延政处理完建州事务后会反攻倒算,于是趁王延政回师救援建州之际,发动“福州兵变”,控制福州。李仁达自知实力不足以抗衡王延政,于是拥立了一位和瑟—卓岩明作为傀儡皇帝,并向中央朝廷——后晋称臣。
很快,李仁达又将意志不坚定的部将和卓岩明诛杀,总领福州事务,同时向南唐和后晋称臣,以防备王延政的反扑。
当时后晋陷入“晋辽大战”,且在第二年就宣告灭亡,所以无暇南顾,虽表示承认李仁达,但根本无法向福州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帮助;南唐李璟正在建州与王延政激战,敌饶敌人就是我的朋友,因此欣然接纳李仁达的称臣,并承认其对福州的割据。
很快,建州被南唐攻克,王延政被俘虏,南唐吞并了五分之三的闽国,只剩下福州、泉州。为扩大势力,福州李仁达找茬攻打泉州,却不料泉州将领留从效渔翁得利,割据泉州,并向南唐称臣。
至此,南唐吞并了除福州以外的全部闽国领土。于是,李璟对福州李仁达含情脉脉,“来吧,入朝喝茶吧。”“四凶五鬼”集团的领袖陈觉为了抢夺福州功劳,矫诏调兵,擅自进攻福州,一路推进到福州城下,攻克了福州外城。
李仁达走投无路,便于946年10月改名为李达,主动避钱弘佐的讳示乖,派心腹徐仁宴、李廷锷等驰赴杭州,向吴越国称臣,请求军援。
钱弘佐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对策。结果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反对出兵,跟上一次反对出兵建州一样,大家又反对出兵福州,有了上次建州的惨痛教训,这次反对派们的声音更洪亮了,摆事实讲道理,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赔本儿买卖坚决不能再做了。
唯独内衙都监水丘昭券坚决要求出兵。水丘,复姓,水丘昭券同志也是“皇亲国戚”,钱镠的母亲就是水丘氏,也就是钱镠有个姓水丘的姥爷。据钱镠出生的时候,红光满屋,钱镠的父亲钱宽被吓懵圈了,认为这是生了一个怪物,于是就想把钱镠丢弃在一口大井旁,水丘氏得知后极力劝阻,这才救了钱镠一命,所以钱镠的乳名就桨婆留”,而那口井也被后人命名为“婆留井”。水丘氏对钱镠有重生再造之恩。
不过水丘昭券跟钱镠的辈分就不好考证了,不知道是甥舅还是表兄弟。总之,是以“皇亲国戚”的身份进入了核心权力圈,成为内衙都监。
水丘昭券同志高瞻远瞩,吴越国与闽国唇齿相依,且救邻恤灾乃古之通义,没有不出兵的道理。南唐昨吞并了建州,今若再吞并福州,那么明就该来杭州了。
钱弘佐深以为然,于是道:“唇亡齿寒,春秋明义。吾为下元帅,曾不能恤邻难,将安用之?诸将跃马食肉,独不肯以身先我乎?有异议者,斩!”
就在半年前,后晋朝廷刚刚授予钱弘佐同志“下兵马都元帅”的荣誉头衔,被钱弘佐拿来事。
只因自己是“下兵马都元帅”,就要替行道?显然这是堂而皇之地口号而已。那么唇亡齿寒才是钱弘佐决定出兵的原因吗?这也只是钱弘佐的借口。
战争是政治的延续,钱弘佐年幼势孤,文武将校多有不服,因此迫切需要一场对外战争来整合政治资源,树立威望、锻炼队伍,迅速建立起以钱弘佐为核心的权力体系。这才是钱弘佐决定出兵福州的关键因素。
钱弘佐命水丘昭券挂帅,红顶商人程昭悦掌管后勤,宰相元德昭为军师,以大将张筠、赵承泰为统军使,率军三万,水陆并进,军援福州。
于是就上演了前文闽国专题中提到的“白虾浦之战”。
南唐早就做好林御吴越国武装干涉的准备,在福州沿海各处适合登陆的地点都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,重兵布防,而只有福州南面的白虾浦防守较为松懈。这不是南唐的疏忽,因为白虾浦的自然条件并不利于登陆作战,滩头是一大片泥泞的滩涂沼泽,如果敌人选择在辞陆,无异于自寻死路,成为守军射手的活靶子。
吴越国军队最终选择了在白虾浦碰运气,因为吴越国的地面部队已经进入福州城协防,但反攻失利,被南唐军队压缩进内城,内外联系被切断;如果吴越国的水面部队不能及时撕开缺口,那么南唐很有可能会把吴越国地面部队连同李仁达一起包了饺子。
对于这次登陆,吴越国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,用竹筏充当登陆艇,应对滩涂沼泽,然而效果并不理想,被南唐守军的超饱和式火力覆盖所逼退。
此时,吴越国水师焦急地徘徊在近海,进退两难,似乎又要复制几年前的建州之战,告慰抑郁而死的仰仁诠同志。
南唐军中有位闽国降将,名叫孟坚,他将吴越国援军的处境看得十分通透,一语道破机:福州孤城,弹尽粮绝,海上吴越援军力不从心、进退两难,只需用强弓硬弩守住白虾浦,牵制住海上,福州城旦夕可破。
然而南唐主帅冯延鲁却下达了一条匪夷所思的命令:守军撤出白虾浦,任由吴越水师登陆。
正是这条命令,让吴越国援军上演绝境反杀,实现逆风翻盘,而原本稳操胜券的南唐军队则一溃千里,国力大伤,从此一蹶不振,直至被大宋吞并。主流历史观点一致认为这一战才是南唐的“灭国之战”,南唐亡于李煜,而罪在冯延鲁的白虾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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