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0402 毛文龙第一次对袁崇焕起杀心】
“毛将军,绝不可能!你我二人虽然说不上兄弟关系,却也是要好的很啊!我素来仰慕毛将军的才能,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事情?”袁崇焕一个劲的喊冤。
毛文龙哼了一声,没有理会毛文龙,而是问韦宝道:“韦公子,你能不能说说我?”
“毛将军没有什么好说的!毛将军已经为之巅峰,无法再升上去了,能保住眼下的一切,已经殊为不易。”韦宝道。
毛文龙若有所思的点点头:“那我有何办法化解不被人杀掉?”
“这我真的不知道,小心一些吧!毛将军最缺的是帮助,从始至终,毛将军的一切,都是自己一个人努力而来,既没有上面的人帮助,也没有旁边的人,更没有获得过底下人的帮助!如履薄冰!我算是第一个帮助毛将军的人,也有可能是毛将军这一生,唯一值得信赖的人!”韦宝大言不惭的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他的确是第一个,也很有可能是唯一为毛文龙提供帮助的人,但是韦宝自己并不确定,自己会不会救毛文龙,又亦或者是,自己会不会参与到杀毛文龙的人当中!
毛文龙感激的看向韦宝:“韦公子,我毛文龙不是负心薄情之人,谁对我有过帮助,我毛文龙绝不相负!那就真的没有办法化解命数了吗?我现在知道谁会对我不利,我杀了这人,不就可以了吗?”
毛文龙说完,瞪向袁崇焕,登时便起了杀心!
“毛将军,你别乱来,你不会因为韦公子几句酒桌上的戏言就当真的吧?”袁崇焕立时吓得魂不附体,要知道毛文龙能在域外带着几十万人混,本身便是很有杀气,很能掌控局势的人,这种人,一旦发现一点点的对自己不利的苗头,都会毫不犹豫的扼杀在萌芽之中。
毛文龙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,但绝对是政工高手!不管是搞政治,还是搞情报,做特工管理工作,还是内政管理,毛文龙都做的非常出色。
韦宝自问自己若是没有金手指,没有镇远舰,光是作为一个穿越巨投身到毛文龙身上的话,绝不会比毛文龙做的好多少。
一点点可怜的后勤补给,别说几十万人跟随,就是养一两万人都很费劲,朝鲜完全没有用处,建奴追着打不停,就是后世的革命根据地也没有毛文龙这时候这么困难!
“呵呵,我怎么会当真?”毛文龙冷酷的笑了笑。
韦宝叹口气道:“毛将军,我劝你该多从自身的发展想想,将来若有人要杀你,也只会是因为你有求于人的时候,自身足够强大,让别人求着你,便不用担心被人杀了。换句话说,谁当蓟辽总督,只要是京城官场和辽西辽东当地将门利益结合体的代言人,都会对你起杀心,因为你的存在,将大幅减少他们赚银子的数目!”
毛文龙闻言,若有所思的点点头,“是啊,谁用得着我的时候,都恨不得我立时和建奴拼死!但是用不着我的时候,恨不得我们东江军都是吃草的牦牛!一分银子,一粒粮草也不肯拿出来!这世道!”
“毛将军,只要你信得过我,以后你的后勤将不再成问题!我韦宝一个人就能包了,但我韦宝有事,也希望毛将军能鼎力相助,至少不要做落井下石的事情!”韦宝趁机打感情牌。
毛文龙目光深邃的看向韦宝:“韦公子,修饰的话我就不说了!你若信得过我毛文龙的为人,我不敢说自己是完人,是圣人,我也贪心,世上没有人不贪心,但我从来不负朋友!”
“多谢毛文龙能将我韦宝当朋友。”韦宝感激道。
“你今天能与我合作,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!”毛文龙举起酒杯,向韦宝敬酒。
韦宝也恭恭敬敬的斟满一杯酒,与毛文龙文绉绉的对饮。
袁崇焕见毛文龙似乎不再像刚才杀气那般重,急忙岔开话题:“韦公子,刚才那些话,你可千万不能到外面去说啊?这说出去,真的会害死人的!”
韦宝笑道:“我刚才说什么了?我什么也没有说啊,袁大人不必太紧张,不过,以你的才智,你的胆识,以你的性情,在官场大有作为,飞黄腾达,的确是指日可待的事情,只盼着你高升之后,不要忘记咱们今日曾经一道喝酒的交情便好。”
“不会不会!我不是那种人。”袁崇焕松了口气,对韦宝赔笑,又向毛文龙笑着敬酒:“毛将军,你千万别将刚才韦公子说的话当真啊?”
“刚才韦公子说什么了?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啊!”毛文龙冷笑道:“若是我信了韦公子的话,我可能就只有四五年的活头了,以后每天岂不都要糟心死?袁大人,你现在的权势,别说杀我,与我一道饮酒,也要我肯才行,等你哪天真的到了有能力杀我的时候,我才会提防!你现在不必这么紧张!”
“是是,不过,不会有那一天的。”袁崇焕急忙陪笑,擦了擦冷汗,又故意岔开话题问韦宝:“韦公子是如何看待当初王在晋大人提出的全线退守关内的话?这与我们孙督师大人决战关外,一城一地与建奴争夺,限制建奴的策略是背道而驰的。”
“不错,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话题!”毛文龙赞同道:“几年下来,这个话题每逢与建奴交战啊,都会被人拿出来说。即便大家不在台面上说,也会私下里说。”
韦宝点点头,对于王在晋的事情,也略知一二。
王在晋,万历二十年(1592)进士,初授中书舍人,后历官江西布政使、山东巡抚,进督河道,泰昌时(1620年)迁兵部左侍郎。
熊廷弼、王化贞丢失广宁(今辽宁北镇)后,朝廷大震,诛除熊廷弼、王化贞。天启二年(1622年)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,经略辽东、蓟镇、天津、登、莱,帝特赐蟒玉、衣带和尚方宝剑。
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:“东事离披,一坏于清、抚,再坏于开、铁,三坏于辽、沈,四坏于广宁。初坏为危局,再坏为败局,三坏为残局,至于四坏——捐弃全辽,则无局之可布矣!逐步退缩之于山海,此后再无一步可退。”
兵部尚书张鹤鸣为视师辽东复命时说:“自辽患以来,经略死难系狱,累累匪一今日经略,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。王在晋铁骨赤心,雄才远略,识见如照烛观火,肩重如迎刃理丝,但秉正不阿,人醉独醒,独臣于在晋两人耳,在晋不足惜,如辽事何,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。此臣不顾嫌疑,不顾仇害,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。”对王推崇备至。
蓟辽总督王象乾建议王在晋:“得广宁,不能守也,获罪滋大。不如重关设险,卫山海,以卫京师”。于是,在晋以“抚虏、堵隘”守山海关的方略,他在《题关门形势疏》中道:“画地筑墙,建台结寨,造营房,设公馆,分兵列燧,守望相助。”
他认为,“高岭有乘墉之势,斗城如锅底之形。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,不知战地而求胜者,未之有也。奴有战地,而我无守地。山海一关不过通夷贡夷之道,严远戍之防有两河为保障,何夷虏之足忧。而今且以为冲边绝塞,此岂有形之天堑,成不拔之金汤者哉。臣与同事诸臣谋之,有欲筑敌楼,先居高山、高岭者。夫敌楼孤峙,能击远不能击近,倘为贼所乘,则益助其凭高博击,而我失其所控御矣。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,或从八里铺起者,约长三十里,北绕山,南至海,一片石统归总括,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。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。”
“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,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,臣核道、镇估工计费,谓湏银百万,盖并造衙舍、筑铳台、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。”“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,而后可复广宁,必有灭奴之力量,而后可复全辽。不然启无巳之争,遗不了之局,而竭难继之供,不可不虑。”他发现山海关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,建议修重城,重城修好以后,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,极具战略目光。
朝廷发帑金20万两。他的主张,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、主事沈棨、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,袁崇焕要求修筑到二百里之外的宁远,但王在晋不听。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,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,拿不定主意。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,亲赴山海关。帝大喜,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,赐蟒玉、银币,以示隆礼。孙承宗回京后,面奏王在晋不足任,“笔舌更自迅利,然沉雄博大之未能”,改任南京兵部尚书,在晋既去,承宗自请督师。八里铺重城停工,而为了“提掇道将之精神”(改善精神面貌),因此要到200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,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,大力扩军备战(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),大量造办军械、甲仗,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“破格用人,以期实用,图复建骠骑之功”的建议广泛提拔干部、增设衙署。
孙承宗的关锦防线很厉害,可是后来的关宁铁骑似乎也并没有多少拿的出手的战绩,大凌河之战、松锦大战什么的,明军全败了,而且关宁铁骑里有一些将领不听指挥,还有一些将领意志不坚定,撑不住就投降,结合起来看,孙承宗的战略能算成功吗?王在晋的主张是不是更合适一点?
“主要看大明的财政状况吧。”韦宝轻松道:“王在晋的策略比较实事求是,考虑到了财政问题和军队战斗力低下。孙督师大人的策略符合政治正确,朝廷听了会高兴。考虑到大明的国情,这个话不好说。弃辽守关,王兵部只怕会被爱国的人视为卖国贼!孙阁部也是废尽心血,戳力王事,赖何南辕北辙。可能孙督师大人的提案可能虽不符合明朝整体利益,但很可能符合可以接触征收分配到辽饷的人的利益,也让关宁军得到了更多的朝廷的转移支付。王兵部应该庆幸他的想法没有被采纳,否则他的下场不会好。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人借此攻击他一番。不要总想权谋,还要看地缘环境。听王在晋收缩进山海关的话,辽东的土地城市还有百姓怎么办?建州女真他们是渔猎农耕民族,留那么多地和人,努尔哈赤皇太极他们做梦都能笑醒吧?所以应该把人都迁进来啊,可是,这得多大的工程?大明朝廷若是有把几百万辽民迁进来安排好的财力,顺道毁掉辽东所有军事据点的兵力,有这些东西的话早几百年灭了后金了。哪里还用这么费事?”
袁崇焕和毛文龙闻言,不约而同的互相看了一眼,原本觉得韦宝厉害,但也只是正常人的水平,现在他们是真的墙都不服,就扶韦宝了。
韦宝居然可以一个人分别扮成两个人,自言自语?反正正话反话都让韦宝说尽了。
“那韦公子,我们朝廷的财政状况,现在到底怎么样?到底是全面出击,各地坚守,困死建奴的方略合适,还是王在晋全面退守,据守山海关以逸待劳的方略合适呢?”袁崇焕问道。
“我觉得,关键不是哪种合适不合适,而是根本无从选择!”韦宝答道:“不怕说句犯忌讳的话,现在的大明朝哪还有辽东啊,广宁丢失后,锦州以北早在后金的控制中了,明军能勉强控制的地区只有狭窄的辽西走廊了,而辽西走廊在军事上是死地,无论对明还是对金,都不适合长期驻军,所以后金对辽西的军事作战每次都是拔点抢东西而不是占领。不收缩等着被后金隔段时间就来收割呗。现在其实已经退无可退!大明即便缺银子,缺的也绝不是这么一点点银子,关外的问题,看着好像是在关外,其实都在关内!朝廷稍稍经济状况好转一点点,建奴立马都得逃到深山老林躲起来!”
毛文龙听后大喜:“总算是有个明白人了。”不由的鼓掌为韦宝赞同:“真喜欢听韦公子说话,只有韦公子一个人的话能说到老夫心坎里去,跟老夫想的一模一样!”
韦宝呵呵一笑,这是很简单的认识吧?没有想到毛文龙这么激动。
其实全世界上下五千年,古今中外,只有一本书认为王在晋在山海关重城的策略不是错误的,那就是王在晋自己写的《三朝辽事实录》。
而且,王在晋自己也不明确当时谁对谁错,而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抬杠,借孙承宗的奏疏让人误以为孙承宗对他无法接话。完全是文字游戏。
纵观全书,给人感觉,那应该是孙承宗错了吧。
网络黑袁崇焕之风盛行之后,袁黑们意犹未尽,就把这事情拎出来。
因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方向是一致的,所以袁崇焕一开始就激烈反对过王在晋!
这问题本来就是因袁崇焕而起,他与孙承宗观点相同,并最后成为弃建八里铺重关,改守宁远的倡导者、支持者及主要实施者。
只要有人说袁崇焕对的,网络上就有人站出反对,杜撰臆测,写了《明冤》、《奏折上的晚明》这些书。
生生创造出孙承宗、袁崇焕出错的观点,并使之成为流行。
其史料出处,就是这一本《三朝辽事实录》。
在明代,“下之达上,曰题,曰奏,曰表,曰讲章,曰书状,曰文册,曰揭帖,曰制对,曰露布,曰译,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,平允乃行之。”
《明史·职官制一》从来就没有“奏折”、“折子”这一类的说法,那是清朝的习惯,书名就纯粹是清宫戏看多了的产物。
这类书的读者,有些人心中的辫子剪不断,却常常骂别人是满遗,是鞑子。
究其实,《三朝辽事实录》也不是一本书,是言论横行之时发酵的一本自我标榜的东西。
明末清初那个时候,言论毫无限制,什么刊物只要你肯出钱,都可以付梓面市。
书中以万、泰、天三朝的辽事为基础,大谈自己如何如何怀才不遇,策略如何如何正确,孙承宗怎么怎么有贪污的嫌疑,孙、袁主张的辽人守辽土,最后怎么样,也不行了吧。如此等等。大多是个人之偏见,外加玩弄文字把戏。
关于在山海关修建八里铺重城与孙承宗的争论,这个事情是王在晋生平最出丑的事件之一,当然不能不提。不外乎又玩文字游戏,颠倒黑白,混淆是非。
如果王在晋真的有道理,怎么最后是他被赶去南京兵部。而孙承宗代首辅叶向高出镇行边,督师辽东?
此事前有朝会,后有奏疏详细说明,是整个一系列的国家决策。
当时的时局,就算有部分朝臣是懵逼不懂,难道以叶向高为首的大臣们,是好蒙骗的小孩子吗?明摆着,王在晋就是错的。
孙公死难,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十日。清太宗兵破高阳,公以故相家居,阖门死义,子孙及兄弟之子若孙,力战骂贼,不屈而从死者至十八人。当时岂不震动天下?
凡有人心,孰不知哀之敬之?在晋为此书,其序跋正在戊寅、己卯之间。申用懋一序,纪戊寅秋日,在晋自序,纪戊寅冬季;其子会苾一跋,纪己卯上巳;盖刊行在高阳惨闻播之后。以人情论,对高阳纵有私憾,亦何忍遽谤书於元老甫经遭难之日?幸而在晋小人,只知恩怨,不知义理。一面造谤,一面又直供蓄怨之来由,恶直丑正,肺肝如见。——孟森《〈三朝辽事实录〉评》
大史家谢国桢搜尽明末清初史籍上千本,摘其目录索引,著成《晚明史籍考》一书。包融了很多甚至记载有明显错误的史籍,只要有一点史料价值,都名列其中,却偏偏没有这本《三朝辽事实录》。无非就是认为,此书所言所写,其实太过扯淡,毫无价值可言。
孟森对此书的评价更是刺骨,孙承宗在世的时候,你不敢黑他,到他死了你各种毁谤,王在晋简直无耻。
后世的网络上,有些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观点正确,不惜深挖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,另加以脑补臆测,杜撰各种情节。把这本书奉为史料经典,拿这种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“史料”,这逼格也装得也是够高。
谢国桢先生在《清开国史料》有收录《三朝辽事实录》,并有专门的评语。(王在晋)明初经略辽东,与蓟督王象乾专主款蒙古,守关门而弃关外。欲于关外八里筑重城,坚守御,其计颇左。唯是书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,下迄天启丁卯十二月,叙事溯源详流。首总略,次编年及奏议,十余年之事,记载綦详,裒然巨帙,为治辽事者所必参考之书也。
以此看来,说谢老认为此书毫无史料价值,显然是错误的。但是谢老认为的史料价值,应该这样说,在明清易代之际,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史实记载最不较真的时期。什么人都可以写史,什么人都觉得自己亲眼所见就是真的,写的观点是对的。
以至于很多史料互相传抄,好几本书对一件事情同样的记载,犹不可信。
所以,对于明末清初的史料,要有辨析的看。谢老所说的价值,是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辽事起(萨尔浒),到天启七年十二月这个期间,整个的辽事都有记载。
因为在明末的史料中,经常是一件事情只是几句话就带过去,很难得象这样有顺序的叙述下来,其价值就在于“十余年之事,记载甚详”。但是,不等于有记载,就一定是对的。
以王在晋的风格,常常在事实上,玩很多文字游戏,以夸大自己的功劳,贬低对手(主要是孙承宗)。
举一个例子,修八里铺这事情的奏疏上:王在晋题:『臣因严关墙低土薄,旧边止三丈二三尺,今加高至四丈,土帮止八九尺,今填阔至二丈二三尺。墙则砖灰坚砌,土则夯杵并加,虽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,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。城外錾濠,濠外掘品字沟,沟中下暗签,沟外间一摆空营,众工毕举,窃意计期可成,又于八里铺筑新边,已完土墙二百余丈,臣不时往返,身先调度,勤者赏劳,惰加罚,终日兢兢,如临大敌。————《三朝辽事实录》。
按照王在晋的说法:一丈三米,一里495米,一里差不多165丈。(明代的度量衡甚至如此)一千八百丈未修,就是十几里未修,旧城一共才二十里,也就是三千三百丈,他修了一千五,一半都不到。已完土墙二百余丈,三十七里新城,不过完成一里多。
而且,以上还都是土墙,修城肯定不是只用土堆一下就了事的,至少得有砖。请了九十三万两银子,蹦哒半天就这点工程出来。而且,这还是王在晋自己说的完成量,恐怕还得挤点水分出来才对。
但是,他就敢说城墙“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”,他自己则“不时往返,身先调度,勤者赏劳,惰加罚,终日兢兢,如临大敌。”象这样不尽不实的语句,在《三朝辽事实录》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,几乎比比皆是。
明朝自萨尔浒兵败以后,关外岌岌可危,朝廷将熊廷弼提拔为辽东经略。
走马上任之时,也是关外抚顺、清河、铁岭等重镇沦陷之际。可是他干不久,又被罢官了,接任的是袁应泰。袁应泰觉得辽东兵力还很多,完全可以跟努尔哈赤大干一场。所以深沟高壑,竖壁清野,结果干下来,继续丢了辽阳,丢了沈阳。
看来看去,明廷觉得,还是熊廷弼能打,他又成了辽东经略,同时派了一个辽东巡抚王化贞。
熊廷弼认为跟努尔哈赤不能马上开战,应该守而后战,站稳脚根再开战。而且,要打,也是要求蒙古、朝鲜加上明朝自己的三方兵力一起发动,也就是“三方布置”策。
王化贞呢?他的座师是首辅叶向高,跟前面的袁应泰以及明朝大部分官员一样,迷之自信,声称对后金完全可以“一举荡平”之。
巡抚这个职务,从明朝中后期开始,就是逐步演变成军、政、民务啥都可以管。能廷弼的经略也不过是啥都可以管,明朝在辽东的经抚权力严重重合。
王化贞在广宁前线,关外主力重兵都在他手里,他不认可什么三方布置,不听你的。熊廷弼对此毫无办法,只能任由王化贞去荡平,最后荡平的结果,当然是王化贞败的很难看,整个广宁重镇都丢了,率残兵逃回。熊廷弼率亲属五千兵接应,退回山海关。
接下来的问题是辽东经略的人选,本来是解经邦,解经邦不敢去,被罢官削籍。
接着轮到了王在晋,王在晋也不敢去,苦苦推辞,那罢官和经略你选一个,没办法,最后只能硬着头皮上。
这时候王在晋跟满朝大臣又一个180度大转弯,变成迷之不自信,认为关外必不可守。
那要守哪里呢?当然是山海关。
王在晋提议,修建八里铺重关,就是在山海关外,离关八里的一个地方再建一道关隘。变成两重重关,两层乌龟壳,这样似乎更保险。
这时候,从福建邵武县令进京述职转,并迁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袁崇焕,一个人跑到山海关巡查了一次,扬言“与我兵马钱谷,我一人独守此”。勇气可嘉,王在晋提拔为永平兵备道,协助他修城。
刚开始修了不久,袁崇焕觉得不对呀,关外奴尔哈赤根本没有能力一下子占领大片领土,继续推进。十三山的难民还在锦州附近坚持抵抗呢,朝廷完全可以把战线往前推进,直接修守远筑城,战局更加主动。所以就提出反对意见,甚至绕过上司王在晋,把这个意见直接写信给首辅叶向高。
叶向高对此也很重视,这才有了孙承宗当朝受命,替叶向高阅关。
所谓争论,其实是孙承宗到了关上,质问王在晋几个问题。孙承宗:你说在关外再筑新关,那新的关隘是山海关分兵驻守,还是另外征兵呢?王在晋:另外征兵四万,驻守新关。
孙承宗:那就是新城旧城不到八里的距离内有八万兵,而且还有一片石西北也要设兵。
那两城中间的空地怎么处置呢?王在晋:埋设地雷,防止前城兵溃。
孙承宗:新旧两城中间埋了地雷,那是为了阻挡敌人还是给新城的兵准备的呢?
如果新的城可以守住,那还用旧城干嘛?如果新城守不住,那这些守兵退回到旧城城下,你是开关把他们放进旧城呢,还是闭关守城,放弃这些士兵呢?王在晋:我在新城内又建了三座山寨,可以为新城的兵退守计。
孙承宗:仗还没打,你就建了三座山寨,准备让他们撤,那不是让他们撤吗?如果撤下来,溃兵可以进,敌兵就不能进么?也不想恢复领土,而是划地而守,照你这么个玩法,山海关还有宁日吗?王在晋:…………这一次质问(争论)的最后,是王在晋没有任何语言可以组织应答。
然后,是朝廷议论守哪里好,阎鸣泰主张守觉岛,袁崇焕主张守宁远,王在晋及其它人主张守广宁中前所(宁前)。
最后,孙承宗是采纳了袁崇焕的主张。这个过程很简单,王在晋对可能出现的战局形势根本毫无预案,被孙承宗几句话问得哑口无言。
看看王在晋自己怎么说的: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外,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,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,而一不戒,将城下之备尽为我人设。且北山南水,既无为旁出,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,开关延之不可,闭关谢之不可,将城上之备又为我人设,而城中惊溃无问也。
经臣曰:于山建寨三,以为退守计,而三道关俱可入。」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,经臣言边兵之善走也,即杀不能止,况大势散,谁复为杀者?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。臣遂无以应。——《三朝辽事实录》。
如果没有对照,王在晋完全把最后孙承宗否定他设三道关的质问省略,变成了孙承宗对他这个方案没有任何回应。盖法云,置之死地而生。
经臣言:边兵之善走也,即杀,不能止,况大势散,谁复为杀者,故为两城,以固其心,而实置之死,以厉其必死之气。臣无以应。——《孙承宗集·以守修战疏》。
孙承宗的意思显然对王在晋没话可说。而王在晋却把“臣无以应”这几个字提到前面去了,变成孙承宗无法回答了。这当然不是事实。
很明显,孙承宗怼王在晋的话,最后关于溃兵的问题,王在晋是不会写进自己的书里的。
相反,《明史》等书记载的不是“无以应”原文,而是“在晋无以难”反而更加体现史实。整本书太多歪曲手段了,孟森评之曰:“其拉杂挂漏,非为详当时之事变计,乃其自为攘功掩罪计。”可谓精到,对古人毫不留情面。
哪一种方案对,守八里铺还是守宁远?
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,领土主权、军事策略、筑城费用。1、领土主权首先,明朝比起今天,的确没那么迫切的领土主权的诉求,但这不等于领土主权不重要。是战争服从于领土诉求,还是领土主权服从战争胜负?关外被后金一步一步的蚕食,才使得奴尔哈赤不断的壮大。宁远离山海关,再怎么说也还有二百里的江山,从后来袁崇焕可以从容筑城,再后来赵率教在锦州屯田,奴尔哈赤当时根本没有能力进击至辽河以西。打都没打,就放弃领土,把自己躲在两重关隘之后,这是哪门子的军事策略?2、军事策略建八里铺重关的争议,根本不是主攻还是主守的问题,而是明朝此时的形势一定要守,是守宁远还是守山海关的问题。我建议网络军事家们看地图,看地图,看地图。关宁锦防线,是辽西的一条走廊,北面大片是山地,根本无法行军,南面是海。后金如何推进到山海关,沿线四百里的补给成为问题。反观明朝,则可以很好的解决。因为明朝有水师,登莱水师可以把山东、天津的补给从海路运输至觉华岛,至辽河,进而补给锦州大凌河一带据点。为什么选宁远,就是因为存在觉华岛这个依托,可以互为犄角,退可守,进可攻。
修筑费用从实际筑城的费用来看,王在晋的策略也是劳民伤财。
对比一下重关和宁远的费用:王在晋的八里铺重关真的省钱么?
王在晋的提议,八里铺重关是:“有为再筑边城,从芝麻湾起,或从八里铺起者,约长三十余里,北绕山南,至海,一片石统归总括。”
对比一下后来用王在晋修八里铺重关剩下的钱修的宁远城,其“城壁外用青砖,内用石块砌成。南北长826米,东西宽804米,顶宽5米,底宽米,高10米,周长3260米。”
后来袁崇焕重修:“三年九月,崇焕至,乃定规制:高三丈二尺,雉高六尺,址广三丈,上二丈四尺。使大寿与参将高见、贺谦分督之。明年工成,遂屹然为关外一重镇。”
修一条长度是宁远城大约五倍的重关,且问钱省到哪里去?
那守兵呢,是不是比原来更省,也不是。
孙承宗当时恰恰有问起这个问题,王在晋说同另外再征召四万兵,也就是原来的兵饷并没有减,要额外增加这四万兵的费用。
且不说这四万新兵是否可战,且问这又哪里来的省钱?
另外再增加四万的兵,原来的兵还是原来的兵并没有增减,能省钱么?
因为筑了宁远城,所以后来形成了关宁锦防线。
因为关宁锦防线要花钱,所以明朝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。
因为明朝被关宁锦拖累,所以无力剿匪,最后导致灭亡。
孙承宗袁崇焕之流,实在也是做了很多浪费无能的事情。大概这些人的想法,一看到筑城,就马上工程承包,豆腐渣工程之类的想法跃然而上,以为筑城象现在这样的基础建设,要花很多很多钱。
实际上,筑城在当时主要是靠劳力,而劳力主要来自于班军。
明代中后期,京军颓败以后,就从山东河南等地调军拱卫京师,分春秋两班,是为班军。班军到了京城,也无事可干,就大量的被调去修陵寝,修城防。
到了辽事起,又大量调去修防御工事。
甚至到了高第上任的时候,朝廷有人建议调四万班军入关修陵,高第不同意,坚持八万班军都部署在关外继续修建。
因为是调地方的军队,粮饷由地方供应,朝廷只负责发放盐菜银(一种补贴),普通是每月三钱(差不多工匠的工钱),最多的时候九钱。一句话,就是省钱。
之所以花钱,是因为关宁锦防线不仅可以防守,还可以进攻。
明朝一心想着收复辽东失地,要复辽,就要征兵,征全国四方的强兵,甚至从广西、福建等边远的地区征调。
所以征兵的成本越来越多,军事成本居高不下。
除了征兵还要买马,还在造器械,造火器。在这个基础上,孙承宗袁崇焕给明朝留下了十五万多的关宁军。那征兵复辽就需要花钱,这钱有出处吗?有。明朝自萨尔浒以后,不久,原来征收的辽饷一下子定额就提高到520万两,也就是说,每年针对辽东,都有520万两的预算。
王在晋筑八里重关需要多少钱?93万两。
正经的事情不干,省下的钱准备干嘛用?以明朝的性子,这钱肯定就不知道填了哪个窟窿,最后也是败光了。
关宁锦防线之所以花钱,那是因为征兵复辽的军费,是粮和饷需要增加,不是因为是攻是守哪种更省钱,更不是守哪里更省钱的问题。
袁崇焕之所以会问韦宝这个问题,就是想要搞清楚韦宝的‘政治立场’!
韦宝当然清楚袁崇焕的目的,所以模棱两可,说的滴水不漏,效果非常好。
没有别的,只因为韦宝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这段历史,后世已经能够看的很清楚了,至少,是站在宏观的立场上看问题。
毛文龙又拍了拍巴掌,“韦公子说的好,我与韦公子的看法一样,就是要以现在孙督师大人的策略,困死建奴!”
袁崇焕也点头,对于韦宝的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王在晋的厌恶,而感到满意,觉得韦宝至少在政治立场上,跟自己是站在一边的!“韦公子的确说的很好,不管怎么样,我们都应该坚持按照孙督师大人的策略去做!”
韦宝呵呵一笑,看了看刚才还杀气腾腾的毛文龙,又看了看转而轻松愉快了的袁崇焕,暗忖,人和人之间,其实还是很容易找到共同点,找到让彼此开心的事情的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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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文龙哼了一声,没有理会毛文龙,而是问韦宝道:“韦公子,你能不能说说我?”
“毛将军没有什么好说的!毛将军已经为之巅峰,无法再升上去了,能保住眼下的一切,已经殊为不易。”韦宝道。
毛文龙若有所思的点点头:“那我有何办法化解不被人杀掉?”
“这我真的不知道,小心一些吧!毛将军最缺的是帮助,从始至终,毛将军的一切,都是自己一个人努力而来,既没有上面的人帮助,也没有旁边的人,更没有获得过底下人的帮助!如履薄冰!我算是第一个帮助毛将军的人,也有可能是毛将军这一生,唯一值得信赖的人!”韦宝大言不惭的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他的确是第一个,也很有可能是唯一为毛文龙提供帮助的人,但是韦宝自己并不确定,自己会不会救毛文龙,又亦或者是,自己会不会参与到杀毛文龙的人当中!
毛文龙感激的看向韦宝:“韦公子,我毛文龙不是负心薄情之人,谁对我有过帮助,我毛文龙绝不相负!那就真的没有办法化解命数了吗?我现在知道谁会对我不利,我杀了这人,不就可以了吗?”
毛文龙说完,瞪向袁崇焕,登时便起了杀心!
“毛将军,你别乱来,你不会因为韦公子几句酒桌上的戏言就当真的吧?”袁崇焕立时吓得魂不附体,要知道毛文龙能在域外带着几十万人混,本身便是很有杀气,很能掌控局势的人,这种人,一旦发现一点点的对自己不利的苗头,都会毫不犹豫的扼杀在萌芽之中。
毛文龙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,但绝对是政工高手!不管是搞政治,还是搞情报,做特工管理工作,还是内政管理,毛文龙都做的非常出色。
韦宝自问自己若是没有金手指,没有镇远舰,光是作为一个穿越巨投身到毛文龙身上的话,绝不会比毛文龙做的好多少。
一点点可怜的后勤补给,别说几十万人跟随,就是养一两万人都很费劲,朝鲜完全没有用处,建奴追着打不停,就是后世的革命根据地也没有毛文龙这时候这么困难!
“呵呵,我怎么会当真?”毛文龙冷酷的笑了笑。
韦宝叹口气道:“毛将军,我劝你该多从自身的发展想想,将来若有人要杀你,也只会是因为你有求于人的时候,自身足够强大,让别人求着你,便不用担心被人杀了。换句话说,谁当蓟辽总督,只要是京城官场和辽西辽东当地将门利益结合体的代言人,都会对你起杀心,因为你的存在,将大幅减少他们赚银子的数目!”
毛文龙闻言,若有所思的点点头,“是啊,谁用得着我的时候,都恨不得我立时和建奴拼死!但是用不着我的时候,恨不得我们东江军都是吃草的牦牛!一分银子,一粒粮草也不肯拿出来!这世道!”
“毛将军,只要你信得过我,以后你的后勤将不再成问题!我韦宝一个人就能包了,但我韦宝有事,也希望毛将军能鼎力相助,至少不要做落井下石的事情!”韦宝趁机打感情牌。
毛文龙目光深邃的看向韦宝:“韦公子,修饰的话我就不说了!你若信得过我毛文龙的为人,我不敢说自己是完人,是圣人,我也贪心,世上没有人不贪心,但我从来不负朋友!”
“多谢毛文龙能将我韦宝当朋友。”韦宝感激道。
“你今天能与我合作,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!”毛文龙举起酒杯,向韦宝敬酒。
韦宝也恭恭敬敬的斟满一杯酒,与毛文龙文绉绉的对饮。
袁崇焕见毛文龙似乎不再像刚才杀气那般重,急忙岔开话题:“韦公子,刚才那些话,你可千万不能到外面去说啊?这说出去,真的会害死人的!”
韦宝笑道:“我刚才说什么了?我什么也没有说啊,袁大人不必太紧张,不过,以你的才智,你的胆识,以你的性情,在官场大有作为,飞黄腾达,的确是指日可待的事情,只盼着你高升之后,不要忘记咱们今日曾经一道喝酒的交情便好。”
“不会不会!我不是那种人。”袁崇焕松了口气,对韦宝赔笑,又向毛文龙笑着敬酒:“毛将军,你千万别将刚才韦公子说的话当真啊?”
“刚才韦公子说什么了?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啊!”毛文龙冷笑道:“若是我信了韦公子的话,我可能就只有四五年的活头了,以后每天岂不都要糟心死?袁大人,你现在的权势,别说杀我,与我一道饮酒,也要我肯才行,等你哪天真的到了有能力杀我的时候,我才会提防!你现在不必这么紧张!”
“是是,不过,不会有那一天的。”袁崇焕急忙陪笑,擦了擦冷汗,又故意岔开话题问韦宝:“韦公子是如何看待当初王在晋大人提出的全线退守关内的话?这与我们孙督师大人决战关外,一城一地与建奴争夺,限制建奴的策略是背道而驰的。”
“不错,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话题!”毛文龙赞同道:“几年下来,这个话题每逢与建奴交战啊,都会被人拿出来说。即便大家不在台面上说,也会私下里说。”
韦宝点点头,对于王在晋的事情,也略知一二。
王在晋,万历二十年(1592)进士,初授中书舍人,后历官江西布政使、山东巡抚,进督河道,泰昌时(1620年)迁兵部左侍郎。
熊廷弼、王化贞丢失广宁(今辽宁北镇)后,朝廷大震,诛除熊廷弼、王化贞。天启二年(1622年)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,经略辽东、蓟镇、天津、登、莱,帝特赐蟒玉、衣带和尚方宝剑。
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:“东事离披,一坏于清、抚,再坏于开、铁,三坏于辽、沈,四坏于广宁。初坏为危局,再坏为败局,三坏为残局,至于四坏——捐弃全辽,则无局之可布矣!逐步退缩之于山海,此后再无一步可退。”
兵部尚书张鹤鸣为视师辽东复命时说:“自辽患以来,经略死难系狱,累累匪一今日经略,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。王在晋铁骨赤心,雄才远略,识见如照烛观火,肩重如迎刃理丝,但秉正不阿,人醉独醒,独臣于在晋两人耳,在晋不足惜,如辽事何,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。此臣不顾嫌疑,不顾仇害,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。”对王推崇备至。
蓟辽总督王象乾建议王在晋:“得广宁,不能守也,获罪滋大。不如重关设险,卫山海,以卫京师”。于是,在晋以“抚虏、堵隘”守山海关的方略,他在《题关门形势疏》中道:“画地筑墙,建台结寨,造营房,设公馆,分兵列燧,守望相助。”
他认为,“高岭有乘墉之势,斗城如锅底之形。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,不知战地而求胜者,未之有也。奴有战地,而我无守地。山海一关不过通夷贡夷之道,严远戍之防有两河为保障,何夷虏之足忧。而今且以为冲边绝塞,此岂有形之天堑,成不拔之金汤者哉。臣与同事诸臣谋之,有欲筑敌楼,先居高山、高岭者。夫敌楼孤峙,能击远不能击近,倘为贼所乘,则益助其凭高博击,而我失其所控御矣。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,或从八里铺起者,约长三十里,北绕山,南至海,一片石统归总括,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。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。”
“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,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,臣核道、镇估工计费,谓湏银百万,盖并造衙舍、筑铳台、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。”“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,而后可复广宁,必有灭奴之力量,而后可复全辽。不然启无巳之争,遗不了之局,而竭难继之供,不可不虑。”他发现山海关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,建议修重城,重城修好以后,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,极具战略目光。
朝廷发帑金20万两。他的主张,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、主事沈棨、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,袁崇焕要求修筑到二百里之外的宁远,但王在晋不听。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,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,拿不定主意。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,亲赴山海关。帝大喜,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,赐蟒玉、银币,以示隆礼。孙承宗回京后,面奏王在晋不足任,“笔舌更自迅利,然沉雄博大之未能”,改任南京兵部尚书,在晋既去,承宗自请督师。八里铺重城停工,而为了“提掇道将之精神”(改善精神面貌),因此要到200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,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,大力扩军备战(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),大量造办军械、甲仗,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“破格用人,以期实用,图复建骠骑之功”的建议广泛提拔干部、增设衙署。
孙承宗的关锦防线很厉害,可是后来的关宁铁骑似乎也并没有多少拿的出手的战绩,大凌河之战、松锦大战什么的,明军全败了,而且关宁铁骑里有一些将领不听指挥,还有一些将领意志不坚定,撑不住就投降,结合起来看,孙承宗的战略能算成功吗?王在晋的主张是不是更合适一点?
“主要看大明的财政状况吧。”韦宝轻松道:“王在晋的策略比较实事求是,考虑到了财政问题和军队战斗力低下。孙督师大人的策略符合政治正确,朝廷听了会高兴。考虑到大明的国情,这个话不好说。弃辽守关,王兵部只怕会被爱国的人视为卖国贼!孙阁部也是废尽心血,戳力王事,赖何南辕北辙。可能孙督师大人的提案可能虽不符合明朝整体利益,但很可能符合可以接触征收分配到辽饷的人的利益,也让关宁军得到了更多的朝廷的转移支付。王兵部应该庆幸他的想法没有被采纳,否则他的下场不会好。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人借此攻击他一番。不要总想权谋,还要看地缘环境。听王在晋收缩进山海关的话,辽东的土地城市还有百姓怎么办?建州女真他们是渔猎农耕民族,留那么多地和人,努尔哈赤皇太极他们做梦都能笑醒吧?所以应该把人都迁进来啊,可是,这得多大的工程?大明朝廷若是有把几百万辽民迁进来安排好的财力,顺道毁掉辽东所有军事据点的兵力,有这些东西的话早几百年灭了后金了。哪里还用这么费事?”
袁崇焕和毛文龙闻言,不约而同的互相看了一眼,原本觉得韦宝厉害,但也只是正常人的水平,现在他们是真的墙都不服,就扶韦宝了。
韦宝居然可以一个人分别扮成两个人,自言自语?反正正话反话都让韦宝说尽了。
“那韦公子,我们朝廷的财政状况,现在到底怎么样?到底是全面出击,各地坚守,困死建奴的方略合适,还是王在晋全面退守,据守山海关以逸待劳的方略合适呢?”袁崇焕问道。
“我觉得,关键不是哪种合适不合适,而是根本无从选择!”韦宝答道:“不怕说句犯忌讳的话,现在的大明朝哪还有辽东啊,广宁丢失后,锦州以北早在后金的控制中了,明军能勉强控制的地区只有狭窄的辽西走廊了,而辽西走廊在军事上是死地,无论对明还是对金,都不适合长期驻军,所以后金对辽西的军事作战每次都是拔点抢东西而不是占领。不收缩等着被后金隔段时间就来收割呗。现在其实已经退无可退!大明即便缺银子,缺的也绝不是这么一点点银子,关外的问题,看着好像是在关外,其实都在关内!朝廷稍稍经济状况好转一点点,建奴立马都得逃到深山老林躲起来!”
毛文龙听后大喜:“总算是有个明白人了。”不由的鼓掌为韦宝赞同:“真喜欢听韦公子说话,只有韦公子一个人的话能说到老夫心坎里去,跟老夫想的一模一样!”
韦宝呵呵一笑,这是很简单的认识吧?没有想到毛文龙这么激动。
其实全世界上下五千年,古今中外,只有一本书认为王在晋在山海关重城的策略不是错误的,那就是王在晋自己写的《三朝辽事实录》。
而且,王在晋自己也不明确当时谁对谁错,而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抬杠,借孙承宗的奏疏让人误以为孙承宗对他无法接话。完全是文字游戏。
纵观全书,给人感觉,那应该是孙承宗错了吧。
网络黑袁崇焕之风盛行之后,袁黑们意犹未尽,就把这事情拎出来。
因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方向是一致的,所以袁崇焕一开始就激烈反对过王在晋!
这问题本来就是因袁崇焕而起,他与孙承宗观点相同,并最后成为弃建八里铺重关,改守宁远的倡导者、支持者及主要实施者。
只要有人说袁崇焕对的,网络上就有人站出反对,杜撰臆测,写了《明冤》、《奏折上的晚明》这些书。
生生创造出孙承宗、袁崇焕出错的观点,并使之成为流行。
其史料出处,就是这一本《三朝辽事实录》。
在明代,“下之达上,曰题,曰奏,曰表,曰讲章,曰书状,曰文册,曰揭帖,曰制对,曰露布,曰译,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,平允乃行之。”
《明史·职官制一》从来就没有“奏折”、“折子”这一类的说法,那是清朝的习惯,书名就纯粹是清宫戏看多了的产物。
这类书的读者,有些人心中的辫子剪不断,却常常骂别人是满遗,是鞑子。
究其实,《三朝辽事实录》也不是一本书,是言论横行之时发酵的一本自我标榜的东西。
明末清初那个时候,言论毫无限制,什么刊物只要你肯出钱,都可以付梓面市。
书中以万、泰、天三朝的辽事为基础,大谈自己如何如何怀才不遇,策略如何如何正确,孙承宗怎么怎么有贪污的嫌疑,孙、袁主张的辽人守辽土,最后怎么样,也不行了吧。如此等等。大多是个人之偏见,外加玩弄文字把戏。
关于在山海关修建八里铺重城与孙承宗的争论,这个事情是王在晋生平最出丑的事件之一,当然不能不提。不外乎又玩文字游戏,颠倒黑白,混淆是非。
如果王在晋真的有道理,怎么最后是他被赶去南京兵部。而孙承宗代首辅叶向高出镇行边,督师辽东?
此事前有朝会,后有奏疏详细说明,是整个一系列的国家决策。
当时的时局,就算有部分朝臣是懵逼不懂,难道以叶向高为首的大臣们,是好蒙骗的小孩子吗?明摆着,王在晋就是错的。
孙公死难,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十日。清太宗兵破高阳,公以故相家居,阖门死义,子孙及兄弟之子若孙,力战骂贼,不屈而从死者至十八人。当时岂不震动天下?
凡有人心,孰不知哀之敬之?在晋为此书,其序跋正在戊寅、己卯之间。申用懋一序,纪戊寅秋日,在晋自序,纪戊寅冬季;其子会苾一跋,纪己卯上巳;盖刊行在高阳惨闻播之后。以人情论,对高阳纵有私憾,亦何忍遽谤书於元老甫经遭难之日?幸而在晋小人,只知恩怨,不知义理。一面造谤,一面又直供蓄怨之来由,恶直丑正,肺肝如见。——孟森《〈三朝辽事实录〉评》
大史家谢国桢搜尽明末清初史籍上千本,摘其目录索引,著成《晚明史籍考》一书。包融了很多甚至记载有明显错误的史籍,只要有一点史料价值,都名列其中,却偏偏没有这本《三朝辽事实录》。无非就是认为,此书所言所写,其实太过扯淡,毫无价值可言。
孟森对此书的评价更是刺骨,孙承宗在世的时候,你不敢黑他,到他死了你各种毁谤,王在晋简直无耻。
后世的网络上,有些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观点正确,不惜深挖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,另加以脑补臆测,杜撰各种情节。把这本书奉为史料经典,拿这种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“史料”,这逼格也装得也是够高。
谢国桢先生在《清开国史料》有收录《三朝辽事实录》,并有专门的评语。(王在晋)明初经略辽东,与蓟督王象乾专主款蒙古,守关门而弃关外。欲于关外八里筑重城,坚守御,其计颇左。唯是书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,下迄天启丁卯十二月,叙事溯源详流。首总略,次编年及奏议,十余年之事,记载綦详,裒然巨帙,为治辽事者所必参考之书也。
以此看来,说谢老认为此书毫无史料价值,显然是错误的。但是谢老认为的史料价值,应该这样说,在明清易代之际,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史实记载最不较真的时期。什么人都可以写史,什么人都觉得自己亲眼所见就是真的,写的观点是对的。
以至于很多史料互相传抄,好几本书对一件事情同样的记载,犹不可信。
所以,对于明末清初的史料,要有辨析的看。谢老所说的价值,是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辽事起(萨尔浒),到天启七年十二月这个期间,整个的辽事都有记载。
因为在明末的史料中,经常是一件事情只是几句话就带过去,很难得象这样有顺序的叙述下来,其价值就在于“十余年之事,记载甚详”。但是,不等于有记载,就一定是对的。
以王在晋的风格,常常在事实上,玩很多文字游戏,以夸大自己的功劳,贬低对手(主要是孙承宗)。
举一个例子,修八里铺这事情的奏疏上:王在晋题:『臣因严关墙低土薄,旧边止三丈二三尺,今加高至四丈,土帮止八九尺,今填阔至二丈二三尺。墙则砖灰坚砌,土则夯杵并加,虽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,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。城外錾濠,濠外掘品字沟,沟中下暗签,沟外间一摆空营,众工毕举,窃意计期可成,又于八里铺筑新边,已完土墙二百余丈,臣不时往返,身先调度,勤者赏劳,惰加罚,终日兢兢,如临大敌。————《三朝辽事实录》。
按照王在晋的说法:一丈三米,一里495米,一里差不多165丈。(明代的度量衡甚至如此)一千八百丈未修,就是十几里未修,旧城一共才二十里,也就是三千三百丈,他修了一千五,一半都不到。已完土墙二百余丈,三十七里新城,不过完成一里多。
而且,以上还都是土墙,修城肯定不是只用土堆一下就了事的,至少得有砖。请了九十三万两银子,蹦哒半天就这点工程出来。而且,这还是王在晋自己说的完成量,恐怕还得挤点水分出来才对。
但是,他就敢说城墙“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”,他自己则“不时往返,身先调度,勤者赏劳,惰加罚,终日兢兢,如临大敌。”象这样不尽不实的语句,在《三朝辽事实录》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,几乎比比皆是。
明朝自萨尔浒兵败以后,关外岌岌可危,朝廷将熊廷弼提拔为辽东经略。
走马上任之时,也是关外抚顺、清河、铁岭等重镇沦陷之际。可是他干不久,又被罢官了,接任的是袁应泰。袁应泰觉得辽东兵力还很多,完全可以跟努尔哈赤大干一场。所以深沟高壑,竖壁清野,结果干下来,继续丢了辽阳,丢了沈阳。
看来看去,明廷觉得,还是熊廷弼能打,他又成了辽东经略,同时派了一个辽东巡抚王化贞。
熊廷弼认为跟努尔哈赤不能马上开战,应该守而后战,站稳脚根再开战。而且,要打,也是要求蒙古、朝鲜加上明朝自己的三方兵力一起发动,也就是“三方布置”策。
王化贞呢?他的座师是首辅叶向高,跟前面的袁应泰以及明朝大部分官员一样,迷之自信,声称对后金完全可以“一举荡平”之。
巡抚这个职务,从明朝中后期开始,就是逐步演变成军、政、民务啥都可以管。能廷弼的经略也不过是啥都可以管,明朝在辽东的经抚权力严重重合。
王化贞在广宁前线,关外主力重兵都在他手里,他不认可什么三方布置,不听你的。熊廷弼对此毫无办法,只能任由王化贞去荡平,最后荡平的结果,当然是王化贞败的很难看,整个广宁重镇都丢了,率残兵逃回。熊廷弼率亲属五千兵接应,退回山海关。
接下来的问题是辽东经略的人选,本来是解经邦,解经邦不敢去,被罢官削籍。
接着轮到了王在晋,王在晋也不敢去,苦苦推辞,那罢官和经略你选一个,没办法,最后只能硬着头皮上。
这时候王在晋跟满朝大臣又一个180度大转弯,变成迷之不自信,认为关外必不可守。
那要守哪里呢?当然是山海关。
王在晋提议,修建八里铺重关,就是在山海关外,离关八里的一个地方再建一道关隘。变成两重重关,两层乌龟壳,这样似乎更保险。
这时候,从福建邵武县令进京述职转,并迁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袁崇焕,一个人跑到山海关巡查了一次,扬言“与我兵马钱谷,我一人独守此”。勇气可嘉,王在晋提拔为永平兵备道,协助他修城。
刚开始修了不久,袁崇焕觉得不对呀,关外奴尔哈赤根本没有能力一下子占领大片领土,继续推进。十三山的难民还在锦州附近坚持抵抗呢,朝廷完全可以把战线往前推进,直接修守远筑城,战局更加主动。所以就提出反对意见,甚至绕过上司王在晋,把这个意见直接写信给首辅叶向高。
叶向高对此也很重视,这才有了孙承宗当朝受命,替叶向高阅关。
所谓争论,其实是孙承宗到了关上,质问王在晋几个问题。孙承宗:你说在关外再筑新关,那新的关隘是山海关分兵驻守,还是另外征兵呢?王在晋:另外征兵四万,驻守新关。
孙承宗:那就是新城旧城不到八里的距离内有八万兵,而且还有一片石西北也要设兵。
那两城中间的空地怎么处置呢?王在晋:埋设地雷,防止前城兵溃。
孙承宗:新旧两城中间埋了地雷,那是为了阻挡敌人还是给新城的兵准备的呢?
如果新的城可以守住,那还用旧城干嘛?如果新城守不住,那这些守兵退回到旧城城下,你是开关把他们放进旧城呢,还是闭关守城,放弃这些士兵呢?王在晋:我在新城内又建了三座山寨,可以为新城的兵退守计。
孙承宗:仗还没打,你就建了三座山寨,准备让他们撤,那不是让他们撤吗?如果撤下来,溃兵可以进,敌兵就不能进么?也不想恢复领土,而是划地而守,照你这么个玩法,山海关还有宁日吗?王在晋:…………这一次质问(争论)的最后,是王在晋没有任何语言可以组织应答。
然后,是朝廷议论守哪里好,阎鸣泰主张守觉岛,袁崇焕主张守宁远,王在晋及其它人主张守广宁中前所(宁前)。
最后,孙承宗是采纳了袁崇焕的主张。这个过程很简单,王在晋对可能出现的战局形势根本毫无预案,被孙承宗几句话问得哑口无言。
看看王在晋自己怎么说的: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外,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,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,而一不戒,将城下之备尽为我人设。且北山南水,既无为旁出,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,开关延之不可,闭关谢之不可,将城上之备又为我人设,而城中惊溃无问也。
经臣曰:于山建寨三,以为退守计,而三道关俱可入。」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,经臣言边兵之善走也,即杀不能止,况大势散,谁复为杀者?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。臣遂无以应。——《三朝辽事实录》。
如果没有对照,王在晋完全把最后孙承宗否定他设三道关的质问省略,变成了孙承宗对他这个方案没有任何回应。盖法云,置之死地而生。
经臣言:边兵之善走也,即杀,不能止,况大势散,谁复为杀者,故为两城,以固其心,而实置之死,以厉其必死之气。臣无以应。——《孙承宗集·以守修战疏》。
孙承宗的意思显然对王在晋没话可说。而王在晋却把“臣无以应”这几个字提到前面去了,变成孙承宗无法回答了。这当然不是事实。
很明显,孙承宗怼王在晋的话,最后关于溃兵的问题,王在晋是不会写进自己的书里的。
相反,《明史》等书记载的不是“无以应”原文,而是“在晋无以难”反而更加体现史实。整本书太多歪曲手段了,孟森评之曰:“其拉杂挂漏,非为详当时之事变计,乃其自为攘功掩罪计。”可谓精到,对古人毫不留情面。
哪一种方案对,守八里铺还是守宁远?
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,领土主权、军事策略、筑城费用。1、领土主权首先,明朝比起今天,的确没那么迫切的领土主权的诉求,但这不等于领土主权不重要。是战争服从于领土诉求,还是领土主权服从战争胜负?关外被后金一步一步的蚕食,才使得奴尔哈赤不断的壮大。宁远离山海关,再怎么说也还有二百里的江山,从后来袁崇焕可以从容筑城,再后来赵率教在锦州屯田,奴尔哈赤当时根本没有能力进击至辽河以西。打都没打,就放弃领土,把自己躲在两重关隘之后,这是哪门子的军事策略?2、军事策略建八里铺重关的争议,根本不是主攻还是主守的问题,而是明朝此时的形势一定要守,是守宁远还是守山海关的问题。我建议网络军事家们看地图,看地图,看地图。关宁锦防线,是辽西的一条走廊,北面大片是山地,根本无法行军,南面是海。后金如何推进到山海关,沿线四百里的补给成为问题。反观明朝,则可以很好的解决。因为明朝有水师,登莱水师可以把山东、天津的补给从海路运输至觉华岛,至辽河,进而补给锦州大凌河一带据点。为什么选宁远,就是因为存在觉华岛这个依托,可以互为犄角,退可守,进可攻。
修筑费用从实际筑城的费用来看,王在晋的策略也是劳民伤财。
对比一下重关和宁远的费用:王在晋的八里铺重关真的省钱么?
王在晋的提议,八里铺重关是:“有为再筑边城,从芝麻湾起,或从八里铺起者,约长三十余里,北绕山南,至海,一片石统归总括。”
对比一下后来用王在晋修八里铺重关剩下的钱修的宁远城,其“城壁外用青砖,内用石块砌成。南北长826米,东西宽804米,顶宽5米,底宽米,高10米,周长3260米。”
后来袁崇焕重修:“三年九月,崇焕至,乃定规制:高三丈二尺,雉高六尺,址广三丈,上二丈四尺。使大寿与参将高见、贺谦分督之。明年工成,遂屹然为关外一重镇。”
修一条长度是宁远城大约五倍的重关,且问钱省到哪里去?
那守兵呢,是不是比原来更省,也不是。
孙承宗当时恰恰有问起这个问题,王在晋说同另外再征召四万兵,也就是原来的兵饷并没有减,要额外增加这四万兵的费用。
且不说这四万新兵是否可战,且问这又哪里来的省钱?
另外再增加四万的兵,原来的兵还是原来的兵并没有增减,能省钱么?
因为筑了宁远城,所以后来形成了关宁锦防线。
因为关宁锦防线要花钱,所以明朝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。
因为明朝被关宁锦拖累,所以无力剿匪,最后导致灭亡。
孙承宗袁崇焕之流,实在也是做了很多浪费无能的事情。大概这些人的想法,一看到筑城,就马上工程承包,豆腐渣工程之类的想法跃然而上,以为筑城象现在这样的基础建设,要花很多很多钱。
实际上,筑城在当时主要是靠劳力,而劳力主要来自于班军。
明代中后期,京军颓败以后,就从山东河南等地调军拱卫京师,分春秋两班,是为班军。班军到了京城,也无事可干,就大量的被调去修陵寝,修城防。
到了辽事起,又大量调去修防御工事。
甚至到了高第上任的时候,朝廷有人建议调四万班军入关修陵,高第不同意,坚持八万班军都部署在关外继续修建。
因为是调地方的军队,粮饷由地方供应,朝廷只负责发放盐菜银(一种补贴),普通是每月三钱(差不多工匠的工钱),最多的时候九钱。一句话,就是省钱。
之所以花钱,是因为关宁锦防线不仅可以防守,还可以进攻。
明朝一心想着收复辽东失地,要复辽,就要征兵,征全国四方的强兵,甚至从广西、福建等边远的地区征调。
所以征兵的成本越来越多,军事成本居高不下。
除了征兵还要买马,还在造器械,造火器。在这个基础上,孙承宗袁崇焕给明朝留下了十五万多的关宁军。那征兵复辽就需要花钱,这钱有出处吗?有。明朝自萨尔浒以后,不久,原来征收的辽饷一下子定额就提高到520万两,也就是说,每年针对辽东,都有520万两的预算。
王在晋筑八里重关需要多少钱?93万两。
正经的事情不干,省下的钱准备干嘛用?以明朝的性子,这钱肯定就不知道填了哪个窟窿,最后也是败光了。
关宁锦防线之所以花钱,那是因为征兵复辽的军费,是粮和饷需要增加,不是因为是攻是守哪种更省钱,更不是守哪里更省钱的问题。
袁崇焕之所以会问韦宝这个问题,就是想要搞清楚韦宝的‘政治立场’!
韦宝当然清楚袁崇焕的目的,所以模棱两可,说的滴水不漏,效果非常好。
没有别的,只因为韦宝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这段历史,后世已经能够看的很清楚了,至少,是站在宏观的立场上看问题。
毛文龙又拍了拍巴掌,“韦公子说的好,我与韦公子的看法一样,就是要以现在孙督师大人的策略,困死建奴!”
袁崇焕也点头,对于韦宝的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王在晋的厌恶,而感到满意,觉得韦宝至少在政治立场上,跟自己是站在一边的!“韦公子的确说的很好,不管怎么样,我们都应该坚持按照孙督师大人的策略去做!”
韦宝呵呵一笑,看了看刚才还杀气腾腾的毛文龙,又看了看转而轻松愉快了的袁崇焕,暗忖,人和人之间,其实还是很容易找到共同点,找到让彼此开心的事情的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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