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五十九章 又起风波,案中案
朱允炆想起了历史上著名的一段对话,不是朱元璋的,而是朱棣孙子朱瞻基的。
朱瞻基问老农:“庄稼长得不错,能赚不少钱吧?”
老农回答:“我们春天播种,夏天耕耘,秋天收获,一刻都不敢耽误,即便是这样也只能算是勉强生活了,哪里还能挣钱啊。”
朱瞻基尴尬,不自在地又问道:“那你们冬天总该能休息了吧?”
老农诉苦:“冬天朝廷的徭役又下来了,比以往更累。”
这个老农不知道朱瞻基是皇帝,一定也不会知道自己与朱瞻基的对话会代代流传。
朱允炆看着乡野之间的老农,那永也直不起的腰,他们的一辈子,都交给了土地,交给了生存。
谁当家,谁做主,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并不大,反正无论谁坐在上面,他们一样是农民,一样要四季耕作,不同的是官吏上门的时候会带走多少东西,就这点区别罢了。
其实也不能怪他们,自秦大一统以来,中原王朝分分合合,乱来乱去,真正在意百姓的王朝毕竟是少数,地主阶级主导的政权,不太可能站出来主张百姓与农民的利益。
与他们利益无关,帝国更迭又如何?
与他们利益无关,死几个皇帝又如何?
与他们利益无关,剃了头发留了辫子又如何?
不就是种地,活下去!
平日里没有人在乎他们,凭什么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又要求他们在乎,要求他们去死?
崖山的血,怕是百姓最有觉悟的时候了,但自那以后,还有吗?
元末起义的烽火,无数百姓参与其中,只不过是为了活下去,可不是为了什么弥勒降世,为了成为王侯将相,为了打造理想的国家!
百姓没有爱国精神,没有集体主义,没有报效大明、死而不悔的觉悟,只是因为没有人在意过他们。
几千年来书写的胜负法则中,只有政治家,军事家,阴谋家……如果非要找出来百姓的位置,那就是板上鱼肉,任人宰割!
中原文明的兴衰罪过,是儒士在背,是地主在背,百姓只是垫脚石,不需要的时候踩着,需要的时候用力踩着。
所以,古代的历史的创造与延续,更像是统治阶层的手段,而不是某个主义中讲述的人民创造历史。
哪怕是最根本的力量来自于人民。
毕竟,大地提供了基础,最高的建筑是怎么样的,不是大地说了算,而是搭建建筑的人说了算。
朱允炆看着身体佝偻的老叟,第一次有些怀疑马、恩老师的理论,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认识不足的问题,不管历史的真正主人是谁,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,自己是大明的主人。
这个世界到底如何走,朝向何方,不是由这些百姓说了算,而是由自己说了算。
这话虽然有些狂傲,多多少少有点虚无历史主义的影子,但事实就是如此,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,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皇室与官僚体系的治理,取决于最上层的人如何把控方向,如何决断与管理。
朱允炆站在自己的位置上,也无法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,但却可以如唐宗一般,轻徭薄赋,珍惜民力,克制自身的欲望与冲动,不轻易扰动民间,不轻易在民间掠取。
一路走,一路思考,朱允炆对于未来的执政方向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,那就是有什么样的朝廷,就有什么样的帝国。
朝廷不廉政,帝国必多病。
朝廷不给力,帝国不雄起。
官僚治理,依旧是施政的核心所在,也是所有问题的一个关键节点。
朱允炆的思维是发散的,从百业之人到国家兴亡,从爱国教育到历史主角,从由上而下到施政方向,不断补充着自己对大明的认识,不断校正着方向的刻度。
傍晚时,朱允炆并没有入城,而是选择留宿在上塘河边的客栈中,看着夜间依旧繁华,灯火通明的河道,心情颇为舒畅。
薛夏回来了,姚善以差役行为不当为由,将薛夏“请”出了地牢,然后雷厉风行,动作迅猛,先是命人查抄了胡氏粮行,后将胡忻有关联的店铺一律查抄,扣押账册与相关人等。
与此同时,王康御史之死的案件也在调查之中,仵作在“挨打一百棍”与“说实话”之间,选择了后者,供认是牢头刘林指示其作伪证。
看似天衣无缝的事情就这样被撕开了一条裂缝,姚善当即抓了牢头刘林,也不审问,也不说原因,上来就是五十棍,几乎将刘林给送到小树林去。
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的刘林,也顾不上什么金钱关系,不等姚善问话,就交代了胡忻下令自己杀掉王康御史,还给了自己五百两银子当封口费。
到了这个地步,胡忻已无路可走。
事实证明,地头蛇虽然勇猛厉害,但过江龙想要干掉他,还是一脚的事。
胡忻自然是否认这一切,说刘林栽赃嫁祸,没有实际证据,只凭一两个人的口供,怎么能证明是自己杀了王康御史?
办案,即要有人证,还得有物证嘛,二者缺一,敲不成铁案那就不能判刑。
虽然古代都被称之为万恶的封建时代,好像地方第一把手就能一手遮天,说干掉谁就干掉谁,但在明朝都是扯淡,知府连个知县都没有撤职的权限,凭什么无缘无故干掉通判。
除非有铁的证据,或是有朝廷旨意。
可胡忻毕竟是老狐狸,洪武朝时查那么严都没有倒,何况是现在?
就在姚善一筹莫展的时候,安全局插了一脚,凭借着“三寸不烂之舌”,安全局“策反”了胡氏粮行的掌柜胡广财,胡广财被安全局一阵恐吓与忽悠,见胡忻已经不行了,就准备翻身起来捡石头。
胡忻拿出了贿赂账册与名录,将胡忻在苏州府十几年的关系网安全的交给了安全局。姚善收到之后,当即下令捉拿胡忻等官员,然后写成文书,快报朝廷,等待处置。
短短两日时间,原本看似要起惊涛骇浪的苏州,却只出现了一股惊人暗涌,除了苏州府衙门外,竟鲜有人知晓到底发生了何事。
胡忻倒了,连同他在内合计二十六官员,都被弹劾。
朱允炆看着安全局截留下来的文书,有些心惊,胡忻案牵涉到的人不少,除了知府衙门外,还包括了三名知县,五位主簿。
一个小小通判,有能量与如此多人勾结在一起,贪污腐败多年朝廷都未曾发现,可见其手段之隐秘。
“递送京师,交付内阁处置吧。”
朱允炆并没有直接处理文书,虽然这样很简单,但这件事如果不通过京师六部与内阁,谁又能吸取教训,又如何引以为戒?
“可留句话?”
薛夏询问道。
朱允炆想了想,提笔写下一行字:
结党营私罪不可恕,胡忻当弃市,其他按律处置。
所谓弃市,通俗来讲,就是菜市口砍头,公开斩首。
对于这种大贪大恶之徒,朱允炆也不客气,既然古代有观赏行刑的喜好,那就用用吧,虽然可能会带来少儿阴影,但能少几个恶棍,阴影一阵子也没啥。
原以为事情到此为止,可郑治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消息,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起来。
郑治汇报:“周登被控入室杀人,然其自称有冤,是为胡忻诬害。”
朱允炆一开始并没有太过在意,只是说道:“有什么冤屈,安全局调查清楚交给姚善处置应该不难吧?”
郑治面露难色,道:“皇上,这件事臣处理不了,姚知府也处理不了。”
朱允炆有些奇怪,苏州府正在整顿,姚善正是用手段立威与清除残毒的时候,什么冤案、错案到这个时候也该清理一次了,还有什么事是他处理不了的?
“何事,讲!”
朱允炆认真起来。
郑治回道:“皇上,周登虽是嘉兴人,却也不是普通百姓,他自称是徽州府歙(shè)县六房之一的户房典史,据他所言,他曾翻阅账册,认为有人对歙县账册动过手脚,导致歙县每年多缴纳九千余石税赋,百姓承压已久,可谓民不聊生。”
朱允炆皱眉,如果是徽州府的事,那苏州府确实是管不了,沉思稍许,道:“徽州府山多地少,产粮不多,我记得前几年整个徽州府税赋不过十六万石,若歙县百姓当真多缴纳了九千余万石,那可是一件大事!”
郑治道:“确实如此。”
朱允炆揉了揉眉心,舒缓着神经,道:“周登可有证据,他又为何落在苏州府?”
郑治回道:“据周登交代,他只是六房典史,一介吏员,并无上奏权限,为了将此事上报朝廷,曾找过徽州府知府衙门,但府衙并没有理睬。万般无奈之下,他便寻机出了歙县,带着证据来到苏州吴县,找自己的好友也就是当时的吴县推官申成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申成夫妇被害,周登被视为囚犯关入大牢,一关就是三年。”
郑治道。
朱允炆拍案而起,冷厉地说道:“人命关天之事,为何不上奏朝廷!”
郑治一脸委屈,三年前你还是太子呢,太祖爷那时候身体也不好,哪里会关注到这种地方小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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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瞻基问老农:“庄稼长得不错,能赚不少钱吧?”
老农回答:“我们春天播种,夏天耕耘,秋天收获,一刻都不敢耽误,即便是这样也只能算是勉强生活了,哪里还能挣钱啊。”
朱瞻基尴尬,不自在地又问道:“那你们冬天总该能休息了吧?”
老农诉苦:“冬天朝廷的徭役又下来了,比以往更累。”
这个老农不知道朱瞻基是皇帝,一定也不会知道自己与朱瞻基的对话会代代流传。
朱允炆看着乡野之间的老农,那永也直不起的腰,他们的一辈子,都交给了土地,交给了生存。
谁当家,谁做主,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并不大,反正无论谁坐在上面,他们一样是农民,一样要四季耕作,不同的是官吏上门的时候会带走多少东西,就这点区别罢了。
其实也不能怪他们,自秦大一统以来,中原王朝分分合合,乱来乱去,真正在意百姓的王朝毕竟是少数,地主阶级主导的政权,不太可能站出来主张百姓与农民的利益。
与他们利益无关,帝国更迭又如何?
与他们利益无关,死几个皇帝又如何?
与他们利益无关,剃了头发留了辫子又如何?
不就是种地,活下去!
平日里没有人在乎他们,凭什么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又要求他们在乎,要求他们去死?
崖山的血,怕是百姓最有觉悟的时候了,但自那以后,还有吗?
元末起义的烽火,无数百姓参与其中,只不过是为了活下去,可不是为了什么弥勒降世,为了成为王侯将相,为了打造理想的国家!
百姓没有爱国精神,没有集体主义,没有报效大明、死而不悔的觉悟,只是因为没有人在意过他们。
几千年来书写的胜负法则中,只有政治家,军事家,阴谋家……如果非要找出来百姓的位置,那就是板上鱼肉,任人宰割!
中原文明的兴衰罪过,是儒士在背,是地主在背,百姓只是垫脚石,不需要的时候踩着,需要的时候用力踩着。
所以,古代的历史的创造与延续,更像是统治阶层的手段,而不是某个主义中讲述的人民创造历史。
哪怕是最根本的力量来自于人民。
毕竟,大地提供了基础,最高的建筑是怎么样的,不是大地说了算,而是搭建建筑的人说了算。
朱允炆看着身体佝偻的老叟,第一次有些怀疑马、恩老师的理论,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认识不足的问题,不管历史的真正主人是谁,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,自己是大明的主人。
这个世界到底如何走,朝向何方,不是由这些百姓说了算,而是由自己说了算。
这话虽然有些狂傲,多多少少有点虚无历史主义的影子,但事实就是如此,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,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皇室与官僚体系的治理,取决于最上层的人如何把控方向,如何决断与管理。
朱允炆站在自己的位置上,也无法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,但却可以如唐宗一般,轻徭薄赋,珍惜民力,克制自身的欲望与冲动,不轻易扰动民间,不轻易在民间掠取。
一路走,一路思考,朱允炆对于未来的执政方向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,那就是有什么样的朝廷,就有什么样的帝国。
朝廷不廉政,帝国必多病。
朝廷不给力,帝国不雄起。
官僚治理,依旧是施政的核心所在,也是所有问题的一个关键节点。
朱允炆的思维是发散的,从百业之人到国家兴亡,从爱国教育到历史主角,从由上而下到施政方向,不断补充着自己对大明的认识,不断校正着方向的刻度。
傍晚时,朱允炆并没有入城,而是选择留宿在上塘河边的客栈中,看着夜间依旧繁华,灯火通明的河道,心情颇为舒畅。
薛夏回来了,姚善以差役行为不当为由,将薛夏“请”出了地牢,然后雷厉风行,动作迅猛,先是命人查抄了胡氏粮行,后将胡忻有关联的店铺一律查抄,扣押账册与相关人等。
与此同时,王康御史之死的案件也在调查之中,仵作在“挨打一百棍”与“说实话”之间,选择了后者,供认是牢头刘林指示其作伪证。
看似天衣无缝的事情就这样被撕开了一条裂缝,姚善当即抓了牢头刘林,也不审问,也不说原因,上来就是五十棍,几乎将刘林给送到小树林去。
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的刘林,也顾不上什么金钱关系,不等姚善问话,就交代了胡忻下令自己杀掉王康御史,还给了自己五百两银子当封口费。
到了这个地步,胡忻已无路可走。
事实证明,地头蛇虽然勇猛厉害,但过江龙想要干掉他,还是一脚的事。
胡忻自然是否认这一切,说刘林栽赃嫁祸,没有实际证据,只凭一两个人的口供,怎么能证明是自己杀了王康御史?
办案,即要有人证,还得有物证嘛,二者缺一,敲不成铁案那就不能判刑。
虽然古代都被称之为万恶的封建时代,好像地方第一把手就能一手遮天,说干掉谁就干掉谁,但在明朝都是扯淡,知府连个知县都没有撤职的权限,凭什么无缘无故干掉通判。
除非有铁的证据,或是有朝廷旨意。
可胡忻毕竟是老狐狸,洪武朝时查那么严都没有倒,何况是现在?
就在姚善一筹莫展的时候,安全局插了一脚,凭借着“三寸不烂之舌”,安全局“策反”了胡氏粮行的掌柜胡广财,胡广财被安全局一阵恐吓与忽悠,见胡忻已经不行了,就准备翻身起来捡石头。
胡忻拿出了贿赂账册与名录,将胡忻在苏州府十几年的关系网安全的交给了安全局。姚善收到之后,当即下令捉拿胡忻等官员,然后写成文书,快报朝廷,等待处置。
短短两日时间,原本看似要起惊涛骇浪的苏州,却只出现了一股惊人暗涌,除了苏州府衙门外,竟鲜有人知晓到底发生了何事。
胡忻倒了,连同他在内合计二十六官员,都被弹劾。
朱允炆看着安全局截留下来的文书,有些心惊,胡忻案牵涉到的人不少,除了知府衙门外,还包括了三名知县,五位主簿。
一个小小通判,有能量与如此多人勾结在一起,贪污腐败多年朝廷都未曾发现,可见其手段之隐秘。
“递送京师,交付内阁处置吧。”
朱允炆并没有直接处理文书,虽然这样很简单,但这件事如果不通过京师六部与内阁,谁又能吸取教训,又如何引以为戒?
“可留句话?”
薛夏询问道。
朱允炆想了想,提笔写下一行字:
结党营私罪不可恕,胡忻当弃市,其他按律处置。
所谓弃市,通俗来讲,就是菜市口砍头,公开斩首。
对于这种大贪大恶之徒,朱允炆也不客气,既然古代有观赏行刑的喜好,那就用用吧,虽然可能会带来少儿阴影,但能少几个恶棍,阴影一阵子也没啥。
原以为事情到此为止,可郑治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消息,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起来。
郑治汇报:“周登被控入室杀人,然其自称有冤,是为胡忻诬害。”
朱允炆一开始并没有太过在意,只是说道:“有什么冤屈,安全局调查清楚交给姚善处置应该不难吧?”
郑治面露难色,道:“皇上,这件事臣处理不了,姚知府也处理不了。”
朱允炆有些奇怪,苏州府正在整顿,姚善正是用手段立威与清除残毒的时候,什么冤案、错案到这个时候也该清理一次了,还有什么事是他处理不了的?
“何事,讲!”
朱允炆认真起来。
郑治回道:“皇上,周登虽是嘉兴人,却也不是普通百姓,他自称是徽州府歙(shè)县六房之一的户房典史,据他所言,他曾翻阅账册,认为有人对歙县账册动过手脚,导致歙县每年多缴纳九千余石税赋,百姓承压已久,可谓民不聊生。”
朱允炆皱眉,如果是徽州府的事,那苏州府确实是管不了,沉思稍许,道:“徽州府山多地少,产粮不多,我记得前几年整个徽州府税赋不过十六万石,若歙县百姓当真多缴纳了九千余万石,那可是一件大事!”
郑治道:“确实如此。”
朱允炆揉了揉眉心,舒缓着神经,道:“周登可有证据,他又为何落在苏州府?”
郑治回道:“据周登交代,他只是六房典史,一介吏员,并无上奏权限,为了将此事上报朝廷,曾找过徽州府知府衙门,但府衙并没有理睬。万般无奈之下,他便寻机出了歙县,带着证据来到苏州吴县,找自己的好友也就是当时的吴县推官申成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申成夫妇被害,周登被视为囚犯关入大牢,一关就是三年。”
郑治道。
朱允炆拍案而起,冷厉地说道:“人命关天之事,为何不上奏朝廷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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