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百零九章深水区
谢氏富甲江南,一半家产,同样是很可观的数字。不算那些古董、珍玩,以及金银等财产。就光是土地一项,田亩数字就达到百万亩以上。尤其这是江南的上田,顶北方的田地出产为高,论产量,一亩地能顶三亩以上。等到杨承祖将这部分田地的明细,摆在南直隶布政衙门时,南直隶布政饶是二品大员,也被上面的数字吓的一阵心惊肉跳。
南直隶虽然富庶,但是由于公田越来越少,免税土地越来越多,赋税整体上,还是呈走低的态势,至少上缴朝廷的部分,是逐年递减的状态。像是谢家这么大一片地产,真正交税的并没有多少,即便是有人干掉了谢家,也不过是田地换主,不可能拿来交税。
杨承祖的田产,除了他自己名下的一部分外,主要都是皇庄,这些皇田,有转过来赏给新军将士,让他们成为了天子的佃农。还有一部分,则是作为新军的饷源使用,这是上面议定好的,布政这边没法说什么,但是想不明白,既然跟自己没关系,把地契拿到自己布政衙门内,又是为了什么?
大明的军田也要上税,税额比民田还要高,但是,布政衙门就没人想过要去收这些田的税。能收到税,当然是好事,可是如果为了收税得罪了这名权臣,就不够聪明了。收来的赋税大头也是交给朝廷,自己得罪人,何必呢?得罪这种动辄要杀人全家,砍几千颗脑袋不眨眼的主,就更没必要。
南直隶布政李承功颇有些犹豫的看着那些地契“这……这是何意?”
“没什么,备案而已。”杨承祖朝着几位布政衙门的人拱拱手“年关了,却要让大家操劳,不好意思了。回头我在杨记酒楼开三天流水席,给各位犒劳,一定要来赏光。不过大家还请多费点心,把这些帐记好,免得将来出问题。”
“国朝侵占军田,已经是常态,南京四十九卫的军汉,他们的田地有多少都被人夺了,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为了不让新军将士的田产,将来也走到这条路上,也为了皇家田庄不被地方侵夺收成,本官特意向万岁讨了圣旨:新军将士田产,一律禁止买卖。卖田者,鞭四十,买田者,斩!至于其所应付田租子粒,由我杨记代缴,收税的事,跟杨记来算。不过这制度虽然好,没有衙门监督,也是枉然。这就有劳各位,多多费心了。”
卫所军田侵占里,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交不出租子,只能借贷,借的债务还不上,最后只能卖田,于是军田就变成了民田。军汉无田,最后沦为逃军或是叫花子,战斗力就提不到。新军现在整体上还是积极向上,人人视死如归的局面,不过为了避免将来也成了军卫,就得未雨绸缪。所有该缴的税,杨记包揽,新军的粮食除了自己吃以外,全都要卖给杨记。遇到困难,也由杨记负责借钱给他们,通过这些手段,既保证了他们不至于没田生存,也保证了他们被拘束在土地上,不成为流民以及手工生产者。
除了这部分田租外,原本托庇于谢家的佃户,也是不服徭役,不交役钱的。就是因为投献有各种好处,所以民间投献成风,官府能收的税也就越来越少。现在杨记名下,控制着大量的田产,也就有了大批人身依附的佃户雇农,这部分人的名册,杨承祖已经造好,拿了过来。
“这些人的徭役是负不了,不过该出的钱,杨记会替他们出。从明年开始,我会安排人来付钱,如果谁敢抗税,尽管以王法对待。”
李承功笑着摇头道:“缇帅,不必如此。如今这不交赋税的,不是你一个,有的人不过是个举人,也有着几千亩田地,保着自己一族人不负徭役。这种事官府不是不知道,而是管不了,与他们比起来,缇帅反倒是真的不用承担赋税,这交钱的事,也大可不必。”
“李方伯说的这种事,下官也听说过,一些举人仗着有功名,就敢带头抗租。也正因为有此积弊,苏松才欠税粮数百万石,是可忍,孰不可忍?下官身上担的差事里没有催收课税的事,也就不好越俎代庖,但是下官名下的产业,却必须带头交税,这个规矩,别人可以坏,我不可以。您只管收好,过了年,我派人来交钱。还有杨记在城内的所有生意,谁要是敢不交税,方伯只管下令捉人。”
在他离开布政衙门不久,这番发言和行动,就在南直隶范围内传播开来。东南地面,聪明人还是有不少的,这些话和行为,被人一分析,就有人猜出来,他这一番举动,很可能是要对赋税这一部分下手。
东南的大族豪强,历来有着抗税的优良传统,元朝实行的包税制,让这些名门大多成为包税者。通过这一身份,为家族聚敛了海量的财富,大笔的产业,交不出税的平民,就得把自己的田地卖给这些地主富绅。另一个时空里所谓明朝资本主义萌芽,其实很大程度上,就是因为农人失去土地,只能进城想办法,然后就出现了雇佣工人等事。
那些大家族倒也不是想把人逼的造反,他们会给这些人一条活路,给他们一口饭吃,他们要的只是田地,毕竟对他们而言,不管金银财宝还是古董奇珍,都不如田地来的可靠。
大明建立之后,他们的生活并没受太大影响,由于浙直是科举大省,朝廷官员里,有一大半是南方人。他们要么是出身名门望族,要么也与这些大家族有关,在朝廷里向来为这些大族说话。朝廷需要增收钱粮赋税时,这些大多会出来替家乡鸣冤,诉说着家乡的艰辛,希望皇帝减免家乡赋税。
当这样出来的大员够多,形成了舆论上的压力,就算是天子,也得考虑一下人心,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即使硬要推行,也往往被下面的人挡回去,并不容易收钱。
对于东南的豪门来说,他们已经习惯了不交税,或者少交税。像是杨承祖做海贸,如果是损害了其中一部分人利益的话,如果他真要收税,那差不多就是侵害所有人的利益了。
这件事如果真的做了,刚刚平静下来的南方,可能还会出新乱子,但是杨承祖并没有着手去做,最多还是在一种猜测的状态。单纯因为一个猜测,就跟某人不死不休,未免太不成熟。如果这个人还是天子宠臣的话,就更要谨慎处置。谢家的血还没干,没人愿意冒失的一脚踩进必杀陷阱里送死。
经过一番简单的磋商之后,几位东南的头面人物取得了一致的意见,惹不起躲的起,不能跟他动硬的。既然不希望他在东南搞风搞雨,还是好说好讲,把人送出东南,让他早日离境。另外一方面,就是把手伸到了他的内宅,用传统但有效的手段,开始在他的内宅里制造事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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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直隶虽然富庶,但是由于公田越来越少,免税土地越来越多,赋税整体上,还是呈走低的态势,至少上缴朝廷的部分,是逐年递减的状态。像是谢家这么大一片地产,真正交税的并没有多少,即便是有人干掉了谢家,也不过是田地换主,不可能拿来交税。
杨承祖的田产,除了他自己名下的一部分外,主要都是皇庄,这些皇田,有转过来赏给新军将士,让他们成为了天子的佃农。还有一部分,则是作为新军的饷源使用,这是上面议定好的,布政这边没法说什么,但是想不明白,既然跟自己没关系,把地契拿到自己布政衙门内,又是为了什么?
大明的军田也要上税,税额比民田还要高,但是,布政衙门就没人想过要去收这些田的税。能收到税,当然是好事,可是如果为了收税得罪了这名权臣,就不够聪明了。收来的赋税大头也是交给朝廷,自己得罪人,何必呢?得罪这种动辄要杀人全家,砍几千颗脑袋不眨眼的主,就更没必要。
南直隶布政李承功颇有些犹豫的看着那些地契“这……这是何意?”
“没什么,备案而已。”杨承祖朝着几位布政衙门的人拱拱手“年关了,却要让大家操劳,不好意思了。回头我在杨记酒楼开三天流水席,给各位犒劳,一定要来赏光。不过大家还请多费点心,把这些帐记好,免得将来出问题。”
“国朝侵占军田,已经是常态,南京四十九卫的军汉,他们的田地有多少都被人夺了,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为了不让新军将士的田产,将来也走到这条路上,也为了皇家田庄不被地方侵夺收成,本官特意向万岁讨了圣旨:新军将士田产,一律禁止买卖。卖田者,鞭四十,买田者,斩!至于其所应付田租子粒,由我杨记代缴,收税的事,跟杨记来算。不过这制度虽然好,没有衙门监督,也是枉然。这就有劳各位,多多费心了。”
卫所军田侵占里,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交不出租子,只能借贷,借的债务还不上,最后只能卖田,于是军田就变成了民田。军汉无田,最后沦为逃军或是叫花子,战斗力就提不到。新军现在整体上还是积极向上,人人视死如归的局面,不过为了避免将来也成了军卫,就得未雨绸缪。所有该缴的税,杨记包揽,新军的粮食除了自己吃以外,全都要卖给杨记。遇到困难,也由杨记负责借钱给他们,通过这些手段,既保证了他们不至于没田生存,也保证了他们被拘束在土地上,不成为流民以及手工生产者。
除了这部分田租外,原本托庇于谢家的佃户,也是不服徭役,不交役钱的。就是因为投献有各种好处,所以民间投献成风,官府能收的税也就越来越少。现在杨记名下,控制着大量的田产,也就有了大批人身依附的佃户雇农,这部分人的名册,杨承祖已经造好,拿了过来。
“这些人的徭役是负不了,不过该出的钱,杨记会替他们出。从明年开始,我会安排人来付钱,如果谁敢抗税,尽管以王法对待。”
李承功笑着摇头道:“缇帅,不必如此。如今这不交赋税的,不是你一个,有的人不过是个举人,也有着几千亩田地,保着自己一族人不负徭役。这种事官府不是不知道,而是管不了,与他们比起来,缇帅反倒是真的不用承担赋税,这交钱的事,也大可不必。”
“李方伯说的这种事,下官也听说过,一些举人仗着有功名,就敢带头抗租。也正因为有此积弊,苏松才欠税粮数百万石,是可忍,孰不可忍?下官身上担的差事里没有催收课税的事,也就不好越俎代庖,但是下官名下的产业,却必须带头交税,这个规矩,别人可以坏,我不可以。您只管收好,过了年,我派人来交钱。还有杨记在城内的所有生意,谁要是敢不交税,方伯只管下令捉人。”
在他离开布政衙门不久,这番发言和行动,就在南直隶范围内传播开来。东南地面,聪明人还是有不少的,这些话和行为,被人一分析,就有人猜出来,他这一番举动,很可能是要对赋税这一部分下手。
东南的大族豪强,历来有着抗税的优良传统,元朝实行的包税制,让这些名门大多成为包税者。通过这一身份,为家族聚敛了海量的财富,大笔的产业,交不出税的平民,就得把自己的田地卖给这些地主富绅。另一个时空里所谓明朝资本主义萌芽,其实很大程度上,就是因为农人失去土地,只能进城想办法,然后就出现了雇佣工人等事。
那些大家族倒也不是想把人逼的造反,他们会给这些人一条活路,给他们一口饭吃,他们要的只是田地,毕竟对他们而言,不管金银财宝还是古董奇珍,都不如田地来的可靠。
大明建立之后,他们的生活并没受太大影响,由于浙直是科举大省,朝廷官员里,有一大半是南方人。他们要么是出身名门望族,要么也与这些大家族有关,在朝廷里向来为这些大族说话。朝廷需要增收钱粮赋税时,这些大多会出来替家乡鸣冤,诉说着家乡的艰辛,希望皇帝减免家乡赋税。
当这样出来的大员够多,形成了舆论上的压力,就算是天子,也得考虑一下人心,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即使硬要推行,也往往被下面的人挡回去,并不容易收钱。
对于东南的豪门来说,他们已经习惯了不交税,或者少交税。像是杨承祖做海贸,如果是损害了其中一部分人利益的话,如果他真要收税,那差不多就是侵害所有人的利益了。
这件事如果真的做了,刚刚平静下来的南方,可能还会出新乱子,但是杨承祖并没有着手去做,最多还是在一种猜测的状态。单纯因为一个猜测,就跟某人不死不休,未免太不成熟。如果这个人还是天子宠臣的话,就更要谨慎处置。谢家的血还没干,没人愿意冒失的一脚踩进必杀陷阱里送死。
经过一番简单的磋商之后,几位东南的头面人物取得了一致的意见,惹不起躲的起,不能跟他动硬的。既然不希望他在东南搞风搞雨,还是好说好讲,把人送出东南,让他早日离境。另外一方面,就是把手伸到了他的内宅,用传统但有效的手段,开始在他的内宅里制造事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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